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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
作者：张瑞德
内容简介
抗战时期国军与共军人事制度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抗战时期陆军大学的职能是什么？陆大与其他外国军校相比，有什么样的优缺点？什么是沟通型幕僚？他在抗战时期与民国政治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蒋介石集团的沟通幕僚主要有谁？蒋介石为何喜欢越级给国民党将领发手令？这与国民党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为何必然的关联？ 本书是第一部专题讨论抗战时期国军人事制度的著作，包括各级官佐、士兵的组成和素质，任免、升迁调补、奖惩考绩、福利待遇、退役抚恤等制度及其实施情形，并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军系的关系，以及人事制度对军队作战能力影响的学术专著，其论证之严谨、征引之广博，在同类军事史著作中非常少见。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论证，一目了然间就能洞察战时国军的真实战斗力。 美国女作家米雷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作者就好像在公众面前脱下裤子──如果这是一本好书，谁也不能贬低他；如果这是一本坏书，那么谁也帮不了他。 张瑞德自己也说，在本书出版前夕，我的心情固然是满心欢喜，但是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次所要面对的读者，比过去写作时所想象的，何止多上十倍。希望这不是一本坏书。
前言
1977年，美国弗吉尼亚军校1927年毕业班的学生，为了纪念毕业五十周年，特别出版了一本纪念册，凡是能够联络到的同学，大部分都不能免俗地写了一篇短文。一位中国籍的同学Ngan Ben Chow，在纪念册上是这样写的：
我1927年毕业后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的状态，军阀割据，土匪掠夺于乡间，国民政府无能为力，我也面临种种困难。我好像到了外国，一切都需从头开始，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位，不管官阶的高低，仍是走投无路。虽然我是广东人，但家乡偏僻，我说的方言并不普及，所以当我到广州时，必须先学广府的语言，后来到其他省份，还要学其他的各种方言——现在则通行国语。我终于找到一个位置，在蒋委员长（后来曾任中华民国的总统）麾下服务，大部分时间在战场度过，曾参加北伐、剿共和抗日，而且曾一度负了伤，并且被日军俘虏达六个月之久，最后幸能逃跑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率领军事代表团到香港，后来复员，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并且办了一间私立中学。总之，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也无愧于母校。[1]
根据其他资料显示，这位中国留学生应是周雁滨，广东开平人，1901年生，在弗吉尼亚军校就读时与孙立人系同期同学，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服务军中，1935年5月叙任步兵中校，时任财政部税警总团上校团长，1947年11月升任少将。[2]上面的这段短文显示，这位怀才不遇的留学生在回顾毕业以后的五十年生涯时，最令他印象深刻的经历，居然是回到中国后找工作时所受到的挫折。留学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固然是凤毛麟角，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挫折的经历并不是属于他一个人所独有，也不是属于他那一代的人所独有；他描述返国后所见到的政治、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北洋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个缩影。1927年他开始找工作时，“必须先学广府的语言，后来到其他省份，还要学其他的各种方言”；事实上，直至抗战爆发前夕，国军（系指国民党军队）仍不是一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绝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中央直接统辖的部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至于饷章也和编制相同，各个地方部队均有其不同的饷章，如此一来，官兵生活固然谈不上平等待遇，而办理军需的人员，对于军费的预算，更是无从着手办理。[3]抗战时期，各种人事制度渐上轨道，但是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完全按照规定办理，甚至广东名将薛岳在湖南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重要的军事会议仍然是采用粤语进行。[4]
众所周知，军队的构成，自然不外人员和装备，进步的机械化装备固然是现代化武力的基本条件，而运用装备却依赖其人员，故建军不能仅注意装备，而更需要注意人员的任免、升迁调补、奖励惩戒、待遇福利，才能使人员的动员补充、任用调免，运用灵活，适时发挥新陈代谢的作用，让进者称职，退者得所，进而提高战力。如果人事制度运用得好，上下一心，不惜牺牲，则用较差的武器往往也可以击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反之，即使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但是没有良好的人事制度，人员不能称职，也不能发挥武器的力量。1951年8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在实践学社对军官训练团学员演讲人事制度时曾说过：
过去我们都只知道军队的战斗力量是由训练而来的，不知道战斗力的高低和人事制度的良窳有很大的关系，结果处处是怨言，处处使人不满；你不佩服我，我不佩服你；你排挤我，我排挤你。人的力量互相抵消，而不能相辅相成，在战场上就不能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样的军队，自然只有失败一途了。[5]
这段话固然简化了国军在大陆时期失败的原因，但却正确地指出了研究国军的人事制度，实为了解其体制与战力的重要工作。
要谈这本书的写作历程，必须从1986年说起。那一年，笔者刚获得博士学位，即奉召入伍服役。在受完入伍训练后，被分派至一所史政机构，担任少尉史政官。在一年零十个月的服役期间，由于职务上的需要，得以经常进出库房调阅各种历史档案。一次，在档案架上发现一批1949年以前国军的官佐名册及《资绩簿》，保存完整，稍加翻阅，即判为珍宝，自此改变原有的研究兴趣，开始着手研究军事史。每天上班时间，处理史政业务，查阅档案及相关研究。下班后则阅读军事史的外文著作，并了解欧美学界对于中西军事史的研究趋势。在晚近学者的著作中，齐锡生教授的两本经典著作——《中国的军阀政治》（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1976）和《战时的国统区》（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cal Collapse, 1937-1945，1982），最令我折服；以色列籍学者Martin van Creveld（1946- ）的《作战力：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与美国陆军表现比较》（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 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 1982）一书，则对我的影响最大，觉得中国史的研究还缺乏类似的作品，于是决定写一本讨论国军作战能力的书。
退伍后，返回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89年，有幸赴斯坦福大学作一年的短期研究。在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中，藏有大量民国时期的军事出版物，包括各种会议纪录、重要将领的言论集及军事刊物。在军事刊物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9年创刊的《军事杂志》（月刊）。这份刊物的历史悠久，发行时间长，不过在海峡两岸各大图书馆并不多见，反而在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和密歇根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收藏十分丰富。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逐期阅读，不但找到极多绝佳的史料，也让我对国军内部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均有所了解。就在此时，海峡两岸逐渐开始学术交流，我躬逢其盛，曾多次赴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江苏省立图书馆，以及重庆市的档案馆及图书馆，查阅档案史料，调阅较多的是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的档案及军方出版物。原本计划写一本书，从人事、情报、作战、教育训练、后勤补给等方面探讨国军的作战能力，不料经过几年在各地收集所得的档案史料，数量过于庞大，只得缩小题目，先撰成《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于1993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此书出版后，曾先后获得熊玠与纪业马（Jacques Guillermaz）两位前辈于美国的《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与法国的《汉学书评》（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撰写书评介绍，也因此书获邀为一本教科书《中国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2002）（David A. Graff与Robin Higham合编）撰写“从黄埔至1949的国军”一章。不过由于军事史在台湾是属于冷门的研究领域，这本书又是在学术机构出版，因此销路不佳，第一版1000本居然卖了13年才卖完。此次能够有机会在王奇生和金以林两位教授的推介下，将这本书增添部分内容，交由汉唐阳光出版，向大陆学界请教，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除包括旧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外，另收录了以下各篇论文。
1. 《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
2. 《抗战时期的陆军大学：师资与课程的分析》，《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二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4。
3. 《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6 月。
4. 《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 《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8年12月。
6. 《雅德赉（Herbert O. Yardley）与中国——兼论抗战时期的密码战》，吴叔凤等编《不可忽视的战场：抗战时的军统局》，台北：“国史馆”，2012。
本书原计划将以上各篇论文列于《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之末，以附录形式出版，后接受汉唐阳光李占芾先生建议，将各篇论文插入原书适当章节，并另取书名，部分论文题目与小标题也略作更动，使得全书更具可读性，在此必须向他致谢。
美国女作家米雷（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作者就好像在公众面前脱下裤子──如果这是一本好书，谁也不能贬低他；如果这是一本坏书，那么谁也帮不了他。在本书出版前夕，我的心情固然是满心欢喜，但是也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毕竟这次所要面对的读者，比过去写作时所想像的，何止多上十倍。希望这不是一本坏书。
[1]50th Reunion Book of the Class of 1927,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n.p., 1977）. 本项资料系由揭钧教授提供，谨此致谢。中译文曾参考揭钧：《小兵之父——孙立人将军侧记》，台北：跃升文化，1991，第59—60页。
[2]有关周雁滨的传记资料，可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编者印行，1935，第194页；刘国铭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752页。
[3]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台北何氏宗亲会，1969，第40—41页。
[4]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黄仁宇编《放宽历史的视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8，第266页。
[5]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二讲）》，台北：实践学社，1951，第22—23页。
第一章 陆军的组成结构
军队成员素质的好坏，和军队战力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弱，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以下将抗战时期的陆军军官分为高级（将级）军官和中下级（校、尉）军官及士兵三类，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分别加以讨论。
一 高级军官
（一）出身背景分析
研究抗战前后国军将级军官的人事问题，最完整且最权威的原始名册，应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制的《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1936年出版），[1]收录有1 247名陆军将领资料，以及国防部第一厅所编的《现役军官资绩簿》（1947年出版），收录有陆军将级军官3 274人。根据以上两种资料，我们可以为抗战前及抗战后期的将级军官，各画出一幅素描。
从表1-1、1-2，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现象。
表1-1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1936）
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编者印行，1936，第1—138页）收录资料计算得出。
表1-2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1947）
资料来源：根据国防部第一厅：《现役军官资绩簿》1—4册（编者印行，1947）收录资料计算得出。
第一，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黄埔者极少，且出身黄埔的比例乃是随着阶级高低成反比。至1947年，将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其比例也是随着阶级的高低而成反比，少将出身黄埔者已占多数（出身陆大及外国军校者，也多系黄埔毕业）。
第二，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保定者颇多，约和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相当；出身保定的将官，以中将和少将较多，上将则较少，原因或许是保定军校成立较晚之故。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保定者，已有显著减少，少将出身保定者尤少，原因为保定军校已于1923年停办。
第三，将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是战前或战后，比例均小。
第四，将官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在战前约和出身保定者相差无几，上将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尤多。至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已大为减少。
以上系抗战时期将官出身背景的一般趋势。以下拟再就陆军重要军职人员（战前的各路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和战时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正副长官、军长、师长）的出身背景加以分析。
从表1-3、1-4，可以发现以下几种现象。
表1-3 战前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台北：编者印行，1984，第675—695页）《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分：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研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编者印行，1991）二文所附名单计算得出。
表1-4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1944）
资料来源：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2，p.230. 作者所根据的资料为《陆军军官佐资绩簿》（1944），其中军、师长无一人系留学归国者，统计数字疑有误。
第一，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极少，各路军总司令中无一人系黄埔毕业，军长、师长中也只有约十分之一是出身黄埔。至抗战后期，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虽然仍只有一人系黄埔毕业，但是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以下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且职务越低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团军正、副司令有33％毕业于黄埔，军长和师长中则各有36%和42%出身黄埔。
第二，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保定者颇多，且职务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军总司令中出身保定者占三分之二，军长中出身保定者占35%，师长中出身保定者占20%，至抗战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有50%出身保定，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38%；至军长阶层则只有33%，比不上出身黄埔的多；至师长阶层，更只占15%。
第三，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较少。
第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在三分之一以上，显示战时重要军职人员素质的提升有限。
（二）成员素质的分析
综合以上对于抗战前后陆军一般将领及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项趋势及涵义。
第一，抗战期间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直接掌握兵权的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第二，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科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2]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前出国留学者，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和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3]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说来仍较其他将领更为扎实。
第四，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国军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2 100人，分布状况如下：1. 中央军事机构约有600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 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1 500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人，每一集团军总部约3—5人，每一军司令部约3—5人，每一师司令部约2—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4]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5]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6]
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在先进国家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学校、部队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蒋介石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7]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至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五十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五十岁以上。[8]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即和俄国立国之初的历史十分类似，但是俄国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是，俄国军官的教育程度，在革命后大有提升，如一位学者即认为红军军官的军旅生涯中，有一半是在各级军事学校中度过的。在军事学术快速进步的20世纪，国军的高级军官被迫以二十年前所学的知识和他们范围有限的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的复杂问题，战力无法提升是可以预期的。[9]
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素质即多表示不满，如他在1942年5月26日呈委员长文中即曾表示国军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10]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对于中国较具同情之心，但是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military capacities）和知识，他们的带兵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11]
外国人士坦率的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6年4月，他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中即曾表示：
如果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军长、师长和参谋长等，都能具备外国军官一样的精神和学问，负责任、守纪律，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那我们军队的力量就一定精强，精神就一定振奋……现在反动派到处宣传，说我们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下级军官也很健全，惟有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人人都是腐败堕落，而且阶级愈高，精神愈萎靡，行动愈腐化，狂嫖滥赌，走私经商，吃部下的空额。不仅反动派如此说法，就是一般外国朋友也是如此看法。这不能怪人家轻视我们，而必须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缺点。我可以说，我们高级将领虽不是人人如此，至少大部分已经腐败堕落了。且不谈私的生活，你们试一检查自己司令部的内容和业务，就可以知道实在是空虚而泄沓。现在各级司令部的组织宠大散漫，办事没有科学的精神，不知用科学的方法，高级将领管理不力，指挥无方，对于部下工作人员，没有适当的训练和考核，以致人浮于事而事无责成。尤其是命令下达的时候，可以说根本没有监督他实行。所以部下对于命令是否明了，已否执行，完全不理。如此，任何事情都不能认真实在，那就无怪乎我们军队有名无实，内容空虚了。[12]
事实上，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13]一般国军将领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做事也多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14]
国军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两项因素不可忽视。
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及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他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俱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至于无暇致力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能事，以此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系对此而发；盟军所作“中国军官地位愈高能力愈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15]论者以为，如想排除军队及军官的分外责任，使其专心于部队的训练及本身学术、技能的充实，应在以下各方面加强。
1. 军队任务方面：实施军民分治，部队长不干涉地方政治及民众事务；确立保安制度，由警察及保安部队负责地方保安，军队专行训练，而不驻防。
2. 人事制度方面：军官缺员应迅速补充，避免产生干部不足的现象；提高军士待遇，以健全军士阶级；改善兵役，防止逃兵；充实人事职员的权责及业务，使主官除考绩外，无人事烦恼，更不容随意行事。
3. 经理制度方面：凡粮饷、被服、阵营等事务，军需人员应切实负起权责，无须军官分心经理。
4. 教育训练方面：大量分设或扩充各兵科学校，充实并普及各级军官的兵科学术技能，特别是将官及上校，尤为必要，期以充实其本身及对部下教育训练的能力；分区设置军士学校，以提高军士水准；充实器材、场所及设备，以提高教育训练品质。[16]
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将帅如需亲自处理细务，不仅是不胜其烦，而且心力分散，对于部队的监督，势必难期周密，故在将帅身边设有幕僚组织。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至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 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17]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减为三分之一强。[18]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19]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委员长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20]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21]至1945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22]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甚至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23]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24]素质较国军为高。[25]
不过，外国人士对于国军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26]委员长对国军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军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战的中坚人物。[27]可惜这些将领并非全获重用，后来又彼此倾轧，[28]以至于未能建立起国军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
二 中下级军官
（一）供求状况
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信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营，官佐共136 000余员，士兵1 893 000余人，合计2 029 000余人。[29]当抗战爆发之初，国军部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0 000人，[30]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五分之三，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31]几达10 000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了10%，[32]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 000人。[33]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34]
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0 000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 577人、行伍军官84 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35]
（二）出身背景分析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国军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据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两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第一件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报告，[36]其中收录于表1-5、1-6。
表1-5 陆军军官阶级统计
资料来源：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ng. January 28，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V，pp.521-524。
表1-6 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资料来源：同表1-5。各项百分比系经笔者算出。
表1-5、1-6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系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以前，仍有参考的价值”[37]。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 474），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38]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资料的正确性，应是相当的高。此外，根据表1-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1-6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第二件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由表1-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务绩效，不过也透露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于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作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于各兵科却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表1-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 系指其他非中央军、各分校及各兵科学校出身者。
资料来源：总务厅编《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编者印行，1945，第43页。
（三）成员素质
以上两件资料，虽然均存有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之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表1-6、1-7作一比较，再佐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1-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39]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一般说来，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擅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较为缺乏，[40]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41]加以知识水准较低（根据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42]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43]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系黄埔出身，但是并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的各级指挥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军校学生约占三分之二。[44]
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1-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45]至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中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 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后即可发现，上校中出身保定者占34%（203人），出身黄埔者占4%（74人）；中校中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46]
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民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47]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 731人。[49]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剧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准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50]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1-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的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步兵向为国军的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80%以上，值得作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有步兵上校1 105人、步兵中校2 159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下：
表1-8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得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1-7所示，1944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27.3%，而出身行伍者则增至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20%左右。[51]
表1-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
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143—259、317—544页）所列的资料计算而成。
抗战时期，国军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装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出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其次为云南、四川等其他的省军。[52]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的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53]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54]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直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55]又如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为滇军部队，由于云南民性蛮勇强悍，因此士兵每多善战，但是各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修养，能够称职者不多，绝大多数均为有勇无谋，顾虑欠周。因此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长于攻而不长于守，有冲劲而无耐性；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下，对单纯的阵地攻防战，尚能应付；如要求灵活运用，制敌先机，则难以胜任。[56]
国军各部队素质和装备的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中表现优异，在其他的各战役中，中央军虽有个别单位的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十分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熟知，即使是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57]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教育品质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与配备，但是学生毕业后到了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58]。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其次，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分内以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的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的杂事一概不需过问，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得兼管各项杂务，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需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59]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即曾有以下的回忆：
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会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60]
除了各种杂务外，令中、下级军官烦恼之处还包括和上级或其他机关打交道，尤其是“对有关之机关，接洽金钱、物品之事务，更是痛苦万端，心如刀割。部门繁多，头头是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周流六合，均需应付裕如，最低限亦需立侍左右，强为欢笑，受官腔直如便饭，承官架何啻牛马。对起码科员、收发之类应如此，股长、科长以及一切长更为低下”[61]。这些人职位虽低，但是也不能得罪，因为他们如果要帮你，可以头头是道；如果要整你，也会花样百出。一位军界人士即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盖科员以上的人员，随时均可将急如星火之公文掷入字篓或厕所中，再不然稍“买账”者，或不谙事实，或不明法理，不辨轻重缓急，一视同仁，沉着应战，此诿彼拖，如由死门入八阵图中。更不然，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稍有不合，即万劫不复。且一事非一机关、一部门所能办了，每一机关、每一部门，类皆如此。[62]
一个中、下级军官，除了正常的训练、作战外，还有那么多事要操心，怎能一一都照顾周到？即使有能力，常常也无从发挥。因此战时一位在华停留多年的美军军官，即曾指出：国军军官“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63]中央军校出身的史家黄仁宇，也认为当时“如果让我们到英国、法国去带兵，保证个个都是一流的军官”。[64]
三 士兵
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迄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65]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左右。[66]抗战时期，所征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67]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结果发现文盲占97%，至于那些2%—3%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做文书上士。[68]1941年，据第十四师排长黄仁宇的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69]。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3星期，认米突（米的旧称，编辑注）尺需2—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3星期，要教会射击，则往往需2—3个月。[70]抗战后期，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两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
表1-9所举荣誉第二师，系由康复伤兵所组成的部队，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军为少的原因之一。
表1-9 抗战时期士兵教育程度统计
* 指能识五百单字表者。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第二师政治部，1946，附表。
各部队士兵的知识程度虽有不同，但是均面临逃兵的相同问题。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71]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 500人，唯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0 000人。学历程度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占60%，小学占7%，[72]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助益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落，所以战前入伍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73]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因此许多年轻人从军，事前均不能让家人知道；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军人。[74]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75]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
表1-10所列前两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80％，与整个社会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76]至于荣誉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表1-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9页；《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附表。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各种美德，[77]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78]战时在华的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即指国军“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79]7月7日在对华广播中对于国军士兵，更是称道有加：
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悔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那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作的不是英雄作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80]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1]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派送1 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82]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83]以上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国军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左右，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
表1-11、1-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84]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85]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86]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式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兵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礼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87]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88]
表1-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表（1930）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5—96页。
表1-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1945）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5页。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位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战力的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呈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至缅北畹丁与驻印军会师，直至1947年调至东北“剿共”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89]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最后，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作比较。1942年5月26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谒见蒋委员长，并提出一份改革国军的计划。计划中认为国军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观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之外。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施行。[9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国军的各阶层，作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国军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以上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节）。[91]如前所述，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国军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的高低成反比。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也可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相对之下要较高级军官为佳。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国军设立的一些兵科学校水准颇高所致：
“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接替Maddocks参谋长职务的McClure将军，曾有报告称低级军官已大有进步，尤其是连长阶层，因此他对我们所计划的战斗行动，抱持最乐观的态度。一个好的连长可以带着一个平庸的师长向前推进。[92]
笔者认为，造成各阶层军官素质及表现上差异的因素，除了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品质的好坏外，更重要的是所受升迁、奖惩等人事制度激励或约束作用的大小，这即是笔者接下来所要讨论的内容。
[1]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编者印行，1936。
[2]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66.
[3]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66.
[4]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第284—285页。
[5]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6]《审核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报告书》（油印本），1941，第12页，档号769/2217，收于军令部档案。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8]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30.
[9]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47.
[10]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军界人士指出，抗战中各大、小战役，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为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敌军山野炮的射程之外；集团军总部通常设于距火线19—20华里处；至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则通常设于距战场200—300华里的重要城镇。参阅1993年1月7日胡静如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
[11]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p.325.
[12]蒋介石：《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68—69页。
[13]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4，第72—73页。
[1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39页；朱浤源、张瑞德访问，潘光哲、蔡说丽纪录：《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稿本）。关于日本将领的优缺点，另可参阅Alvin D.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Boston: Unwin Hyman, 1988, pp.36-38.
[15]蒋介石：《委座手谕》，《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未注出版时间，第15页；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第2页。
[1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八年度最高幕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明出版时间，第95页。
[17]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50-151.
[18]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档号769/2220，第14—1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20]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208页。蒋委员长对于俄国顾问的批评，曾指示“应该切实接受，应该如何积极反省与改革。以后我们对于团以上司令部的人事与业务，特别要加强、要整顿，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以及指挥所演习与勤务演习，一定耍切实注重。尤其是陆大，格外要注重实兵指挥演习。这一点，希望军令部与军训部以后要特别注意，督促改进”。
[21]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特别班者所占比例为：1939年9月为12.1%，1940年12月为10.6%，1944年9月为19.0%。参阅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军令部档案；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22]《第三科主管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人员名册》（毛笔原件），档号769/280，军令部档案。
[23]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第177页。
[24]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10.
[25]蒋介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比较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大家看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参阅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308页。
[26]美国总统罗斯福即曾批评史迪威“明显地痛恨中国人”。史迪威在所提于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中，有一项建议是要将国军营长以上军官撤换，改以美人担任，并派联络官控制中国军队，一如美军在加勒比海国家训练殖民地军队所用的办法。参阅Luo Rongqu, “China and East Asia in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1931-1949,”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89, p.279.
[27]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1947，第137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p.30.
[28]陈诚和何应钦的不和，即为最著名的例子。参阅方靖：《追随陈诚二十年》，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50—52页；Donald G.Gillin.“Problems of Central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en Ch’eng and the Kuominta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4（August 1970）, pp.844-847；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43，156.
[29]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分（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编者印行，1992，第466页。关于抗战前陆军兵力的统计，还可参阅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未注出版地点，1946，第2—3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第24—27页。
[30]Claire L.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G.P.Putnam Sons, 1949, p.40.
[31]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第120页。
[32]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47-148.
[33]白崇禧：《五年来军训重要设施之检讨》，《军事杂志》第149期，1943年6月，第5—6页。
[34]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8.
[35]详见本书第三章。
[36]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p.521524.
[37]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1.
[38]“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战前世界大势及中日国势概要（二）》，台北：编者印行，1986，第62页。
[39]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文化出版社，1949，第152页；冯玉祥：《蒋冯书简》，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第123页。
[40]周至柔：《如何建立现代军事教育制度》，台北：实践学社，1951，第18页。
[41]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1987年12月，第130页；邱中岳：《远征》，台北：邦信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第74页。在某些部队甚至有一项传统，即连长如为行伍军官，第一排排长则必为军校毕业生，以利平时的教育和训练。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台北：福记文化，1987，第152页。
[42]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4. 军校毕业生与行伍军官之间的心理距离，可以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0页。
[43]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23页；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1页。
[44]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131页。
[45]另一项资料指出，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约140 000人，其中正式军校出身者有37 587人，约占27%，其余均系非正式军校出身与行伍军人。参阅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三十一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八月）》，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第562页。
[46]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第41—247页。
[47]刘福祥：《“小委员长”陈诚》，王维礼编《蒋介石的文臣和武将》，第239页。
[48]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60.
[49]“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史简编》，第180页。
[50]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9.
[51]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9.
[52]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53页。关于抗战前夕国军各部队战力的评价，另可参阅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编《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昭和五十年，第104—105页；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第368—383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chap.6.
[53]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台北：编者印行，1964，第61页。
[54]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55]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二）》，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出版时地不详，第61页；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535—536页。
[56]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53页。
[57]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2—13页。
[58]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1991，第130页。
[59]张书麟：《我的军队生活》，《青年界》第5卷第2期，1948年3月，第30—33页。
[60]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143页。
[61]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第9号，1947年1月，第25页。
[62]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第26页。
[63]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4页。
[6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第320页。
[65]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第115页。
[66]冯玉祥：《冯玉祥致委员长支亥电》，《蒋冯书简》，第70页。
[67]刘峙：《建军的基本条件》，《建军导报》第1卷第2期，1944年8月，第6页。
[68]戴坚：《士兵识字教育实验谈》，《军事杂志》第162期，1945年1月，第38页。
[69]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1页。
[70]青年军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青年远征军剪影》，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1945，第135页。
[71]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年6月，第2页。
[72]陈曼玲：《抗战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876页；陈存恭：《青年军的征集与编组》，青年军史编辑小组编《青年军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86。
[73]根据陶孟和1929年对山西一部队946名士兵的调查，士兵自认家庭贫穷者占73％，将足用度者占24%，有余者占3%。参阅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115页。
[74]谭继禹：《戎马琐忆》，未注出版时地，第7页。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33回。
[75]《关于兵役的话》，《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14日。
[76]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计，1933年时全国7-64岁的就业人口（working population）中，从事农业者占79.1%；男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者占74.9%。参阅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82.
[77]白崇禧：《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出版地点不详，1945，第107页。
[78]U.S.Military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April 30，1928.
[79]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153.
[80]Theodore H.whitc, ed., The Stilwell Paper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48.，p.130.
[81]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86.
[82]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141.
[83]Lary, Warlord Soldiers, p.39.
[84]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85]张晴光：《血战余生》，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第43页。
[86]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87]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1—142页。
[88]张晴光：《血战余生》，第43页。
[89]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90]梁敬：《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第66页。
[91]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153.
[92]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p.325.
第二章 陆军的人事运作
人事业务主要可分为任官、升迁调补、考绩奖惩、待遇福利、退役抚恤等项，本章即依序分别加以讨论。
一 任免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时期，各地军事首长，视军队为私有，割地自雄，一切人事全凭其个人好恶进退，而一般官兵也仅知有私人团体，不知有国家。及至北伐成功，政府逐步推行人事管理，力矫积弊；1934年，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专办全国陆海空军人事，凡将级官佐由军事委员会指任，校级官佐由军、师以上机构报请军委会任免，尉级官佐则可先由军、师任免，定期上报核批。较之以往，似已渐就条理，但是认真办理起来，除中央直辖部队尚能执行外，仍多迁就事实，不能全照规定之处颇多。抗战时期，人事变化快速，无法讲究制度，一般团长以下的任免，均由军、师长先行处理，后报请备案，但师以上主官的任免，仍需先报军委会批准后，方才公布。不过在作战期间，也有先由战区司令长官任免，后再报请核准者。[1]少数高级将领，获得最高当局的信任与授权，有时也能拥有较大的人事权，如抗战中期以后的胡宗南、汤恩伯，对于军长以下人事，蒋介石准予他们拥有“先斩后奏”之权。[2]1943年，军委会铨叙厅改组，更明定控制员额，采取分层负责的办法，改革管理机构及手续（尉官以军部为中心管理机关，校官以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中心管理机关，将官以军事委员会为中心管理机关），以期增进行政效率，达成管理目标。不过若干部队主官，由于引用私人的积习未尽打破，任用干部仍未全按法规办理，不呈报中央任员；即使呈报，如资历不合未奉核准，也不令去职，仍照常服务，结果造成大量“黑官”。[3]一般说来，中央军的人事作业，较地方部队遵守规定，中央的军事机关、学校又较部队遵守规定，“黑官”比例较少。[4]此外，一些过去军阀时代的余毒，仍然保留在军中，如擅自易人，越权免职，易人不报，自委人员，自添名额；各级主管新到任时，其原有人员自请调任或托词请假等积习，依然存在。[5]
军中人事的管理准则，在于依职定位，依位授职，职随官转，人事以官为指标，但是过去军官佐，一般均有职无官，或官职不能相称，致人事无轨道可循，管理无方控制。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乃于1943年颁布陆军官职调整办法，对于陆军官佐尚未任官，或已任官而久未晋任，以致官职不相称者，概加调整，其办法为各人各阶停年计算，只要其各阶停年届满，不论已、未任官，概依其现职晋任或叙任，如各阶停年届满，成绩优良者，则依其现职、阶晋任或叙任，使其官职相称或近似，铨叙厅照此办理，至1945年底止，计军官、佐已经调整官位者，共265 641人。[6]至此，人事渐入正轨。
抗战时期，陆军各级干部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两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军训部或军令部）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需求单位包括机关、学校及部队，部队又分野战、后勤及特种部队，因其任务不同而驻地有异，有的在前方，有的在后方；有的在敌后，也有的在千里之外。抗战时期，军令部通常先就各需求单位所请求分发人数，予以核减分配，其余则平均分发至各战区，由各战区按所属需要情形，酌予分配。[7]抗战初期，由于中、下级军官缺乏，各级军校毕业生供不应求，各单位往往需要利用特殊关系，方能获得较多的分发名额。如抗战爆发后，丁治磐的第四十一师由于基层干部不足，即曾通过江苏同乡中央军校教育长陈继承的关系，多分配到一些军校毕业生。[8]又如1939年元月，中央军校第二分校（校址湖南武冈）第十四期学生1 316人毕业。[9]当时驻在湖南的陆军第二预备师长陈明仁，以初级军官不足，乃通过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的师生兼同乡关系[10]，获分发80人至该师服务。
分发时，常会考虑学生的籍贯，优先分发至籍贯所在省份的单位服务。[11]学生由于各人工作志趣不同，有的愿到前方部队直接杀敌，以展抱负；[12]有的则欲在后方机关服务，发挥所长。分发前或分发后，学生常通过各种关系，取得其他单位的发电微调，改变分发单位。[13]主管机关有时也会基于特殊的考虑，作统一的运用，如1939年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第二总队毕业时，军政部遵照该年军事教育会议的决议，将大部分的毕业生分发各军事学校，以补充教育干部的不足。[14]又如1942年4月中央军校第十七期第一总队毕业生，分发完毕后，各人正拟启程，军训部长白崇禧忽来校阅，认为本总队学生训练期间长（修业2年），基本动作好，学科优异，分发前方过于可惜，候令另行分发。第二次分发命令，则一律派遣至各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担任教育干部。[15]
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16]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17]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他在入校前曾任九十三师师长，老成达练，这次应允见助，完全为了对日抗战的热忱和私人的情感，充分表现革命军人不计名位的武德。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18]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延揽同学作为干部，除了需和自己相知较深、志同道合外，有些人更注意到吸收其有不同专长的同学，借收相辅相成之效。如与冷欣陆大同期，战时又同时出任师长的陈明仁，也在陆大同学中选了三人担任步兵团团长。他选的是意气相投和军事学术造诣较高的洪行、戴坚和林森木。洪行行伍出身，老成持重，骁勇善战，北伐时曾立有战功；戴坚为黄埔七期毕业，通晓日、英、德几国文字，翻译过外国军事著作多种，并曾著有《白纸战术》、《怎样训练一个战斗兵》等书，兵学素养佳，长于练兵；林森木则计谋多端，八面玲珑。三人各有所长。[19]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抗战爆发后，第十七集团军（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呈准于陕西凤翔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胡甚至建立起七分校干部与其部队队职交流的惯例。如成绩优良的副师长或团长级军官，调任总队长一期，即可调任师长，并可遴选部分优秀毕业学生至师中任基层带兵官；大队长一任期满可调团长，队长可调营长，依此类推，中尉区队长及少尉区队附也可调上尉连长及中尉排长。胡以为军校学生毕业后，即为部队基干，部队带兵官如能先在学校中训练学生，与学生有了师生关系，日后共事，较易领导。[20]又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也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21]
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穿一“学系”之争。[22]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是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23]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三，旧属：吾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凡是想投效陈诚的军人，每多设法进入十八军，而十八军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来者需降一级任用，出去后则需升一级任用。因此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集团在国军中的地位。[24]一般部队中不少主官一经调动，其部属也随之前往，甚至吸引他处旧部前来投靠。如1943年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日本士官毕业）调任九十七军军长，负责警备重庆。九十七军由一六六师及一九六师编成，一六六师系河南保安队改编，一九六师系由胡宗南集团调来，师长王之宇、袁筱青，均系黄埔第一期毕业。李明灏上任后，带来许多过去二分校的干部，军部及各师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意见十分庞杂，尤其在人事上，二分校来的干部与原有的干部不睦，军、师倾轧日甚，军心涣散。参谋总长何应钦鉴于此种情形，为整饬九十七军，乃签准委员长，由第十军军长陈素农和李明灏职务对调。[25]又如1947年，陆军第二十旅扩编为一九六战略预备师，师长葛先才曾以指挥衡阳会战立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号召力强，旧属纷纷来归，连以前的马夫也当上了上尉副官，形成人事上的一大派系。[26]
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主要的来源即为同乡。如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系用人虽较广，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省；而南方军系则地域观念极重，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干部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县，如抗战前的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为山西五台人），湘系军人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27]这些形容词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仍然反映出部分的实情。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沈光汉、区寿年和谭启秀）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师、团、营、连长中，也占了不少，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28]
更极端的例子是战前湖南李云杰的部队。李为湖南嘉禾人，保定军校毕业，1928年即已担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所部官兵清一色为嘉禾人，各级官长多李姓人士，只有参谋黄某系外县籍。士兵平日上操喊口令，以及官长讲话，全用家乡土话，外县人不知所云，可说是不折不扣的子弟兵。李平日克扣士兵的薪饷，且不讳言，但说是作为应酬活动费，将来师长若是升了军长乃至总司令，水涨船高，大家均可依次升迁，岂不更好？如此一说，士兵们即心甘情愿了。李于1929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入江西参加“剿共”，次年北上加入讨伐阎、冯之役，以其部队能打硬仗，颇为最高统帅所嘉许。当该师在河南境内作战时，师部对前线传达命令，仅使用临时架设的长途电话，敌人虽可窃听，但是官兵尽说家乡土话，敌人听到也莫名其妙。李云杰由于战绩不错，中原大战结束后，被擢升为第二十七军军长，然部队始终未扩编，原因是家乡子弟兵不易招募足额（嘉禾全县人口仅有十余万人），外面的散兵游勇不敢收纳，由中央另拨部队以成军，又怕掌握不住而影响自己前程，乃甘愿空负军长头衔。[29]
抗战时期，地方部队中仍有一些地域观念极为浓厚，如驻扎于江西的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是由云南派出支援中央抗战的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均为云南人，对于外省人士，十分排斥，尤其对于中央派去的人员，更是歧视冷淡，以至于即使是黄埔出身的滇籍毕业生，也不愿前往服务。[30]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人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而身兼一种以上身份的人，往往又更易优先获用。一般说来，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学、学生的情形较多；而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且是由内而外，存在着清楚的“差序格局”，西北马家军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即甘肃人，姓马，回族，特别是河州籍的人最吃得开。根据近人的研究，马鸿逵手下的军官中，回族并未占多数，但是高级军官（从军长到团长），则几乎全为来自河州的回族。[31]后来因为部队不断扩大，过去跟随他的部属，稍有能力者均已提升为高级军官，于是教导团（马氏于1930年创设，1934年停办）的毕业生便应运而起，补充为中、下级军官。教导团的学生虽非“甘、马、回、河”，但毕竟是自己培养起来的，比中央派来的军校学生要来得可靠。[32]
在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中，军官的来源和使用，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凡是属于马步芳家族亲属或具有一定地域、历史及宗教关系者，方能分别充任各级干部。如1943年，马步芳所部陆军第八十二军，与其兄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合编为第四十集团军，马步芳任总司令，马步青任副总司令，第八十二军军长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升任，骑兵第五军军长后由马步青之婿马呈祥升任。[33]至于其他师长以上的重要干部，如马彪、马驯、马騄、马元海、马德、马步康、马步銮、马步勋、马全义、马振武、马璋等，有的是堂叔、堂兄弟，有的是姻兄弟或甥婿；又如韩起功、韩有禄、马成贤、谭呈祥、马元祥、马得胜等，均属于临夏、循化、化隆和信仰伊斯兰教新兴教派者；再如刘呈德、赵遂、郭全梁等，虽出身汉族，但是籍隶循化或化隆。金耀星原籍榆中，但他和刘呈德、赵遂、郭全梁一样，和马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所有的中级军官（营、团长）也是不出上项范围，汉族出身者寥寥无几。下级军官人数较多，来源较为复杂，但仍以籍隶化隆、循化两县者为主，少数例外，则为曾在战争中效过死力而后被提拔者。在后一阶段，马部军官大体上仍是要经过乐家湾军官训练团学习，或是从昆仑中学出身者，才能担任基层骨干，其他人员仍不被重用。马步芳曾一度吸收中、小学毕业生担任各团、营的军需、书记，以解决实际困难，但是用人行政始终保持非自己人不用，非亲属不能当高级指挥官，排外色彩极为浓厚。[34]
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则是以山西学兵团和他培训出来的山西北方军校毕业生为中坚，以其创办的天津政治训练所、军官教育班、三十五军干部训练所学生队，和以后绥远干部训练所毕业的各期学生作基础，辅以长期随同作战的行伍干部，再吸收外来干部以扩大其军事力量。[35]
由子弟兵组成的部队，由于成员之间非亲即故，家世都很清楚，因此易于沟通和管理，士兵逃亡的现象较少发生，而且凝聚力强，[36]战力也因此而较高，清代的湘军、淮军和民国时期的西北军、两广军，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用人重血缘、地缘关系的部队，其干部素质每愈低，[37]且常会产生人亡政息的现象。至于中央军的用人，则各集团不同，需视其领袖的喜好而定，如何应钦好用日本士官学校及陆大出身者，陈诚好用保定及陆大出身者（中、下级军官则绝大多数出身黄埔），[38]胡宗南则好用“黄、陆、浙、一”，即黄埔、陆大出身及浙江籍，第一师的旧部。在胡的部队中，排、连长大多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胡任教育长）的毕业生；营、团长大多为中央军校或各特种兵专业学校毕业生；军、师长大多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全系黄埔一期生（军长也以黄埔一至三期出身者为主），且大半曾进过陆大的将官班或特别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39]不过一般说来，中央部队较地方部队更为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因此人才的来源较广，如陈诚甚至声称决不任用私人，唯才是尚。在他的部队中，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均可介绍人来工作。即使是职位低的干部介绍职位高的进来也无妨。结果十八军由于干部的来源宽广，选择的余地大，因此质量也较高。[40]有些中央军的部队，虽然用了许多亲戚、同乡，但是均任以虚职（如师附、高参、附员等）或参谋职，对战力的影响不大。[41]
在传统中国，保举原为科举以外的特殊任用法，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却成为军政界主要的用人方式，结果不免产生引用私人的流弊，[42]于是人事行政部门又倡议恢复科举时代的保举连坐法，以杜浮滥。例如政治部自1944年成立人事处后，确定中、下级干部的储备办法和甄选标准，其来源分为四途：（1）由本部自行甄选。（2）由各中间机关及本部直属各级单位，于每年三、九两月，就所属人员中甄选。（3）由各方介绍。（4）本部所属各级人员得按级申请。同时在储备办法中规定，凡各级干部在任期内如发生重大的违法事件，及有不负责任、不努力工作的情事发生，保荐人及介绍人得负连带责任。[43]此种保举连坐法是否曾认真执行，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得而知。
各机关或部队的成员，常会由于出身或来历的不同而形成派系，彼此处于竞争的状态。在升迁看主官、职位无保障的环境下，派系的存在，或许可以刺激非“主流派”成员的工作意愿，[44]但是外界和“主流派”无关系的人才，即每遭排斥，不得其门而入，这种情形在高层人事中尤为明显。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45]部队的改编，是造成人事大幅异动的另一项重要原因。一些被削职低调，甚至无职赋闲的人，每多自动离职，另寻高就。[46]抗战胜利后，军队缩编复员，至1946年底止，共计复员军官佐约240 000人（其中编余军官约160 000余人，失业军官约70 000余人），分由各军官总队、大队收训。复员军官佐的安置办法，概分为留用、转业和退役三种，优秀者留用，老弱者退役，其余转业。原定留用20 000人，转业150 000人，退役15 000人，但是由于时局影响，转业困难，结果实际安置人数，留用者由20 000人增至约70 000人，转业者由150 000人减至50 000余人，退役者由15 000人增至100 000余人。[47]
二 升迁调补
（一）升迁
自北洋时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战争频仍，军队不断扩充，因此人员升迁的速度增快。根据学者的统计，1916年，全国陆军共有32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15人，平均年龄为43岁；1924年时，全国共有84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37人，平均年龄也是43岁。[48]
至于南方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升迁迅速的现象更为显著。根据当时的任官规定，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支准尉薪，期满考核合格升为少尉。计由少尉依次升至中校，在一般情况下，约需8年至10年时间。[49]但是当时由于部队急需干部，因此升迁迅速，第一期学生毕业二年，已有多人充任上校团长，任少将者也有数人。[50]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司令蒋介石40岁，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37岁，其余军、师长多在30岁上下，团长以下人员多为18、19，至20岁出头者。[51]
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由于政局相对安定，战争减少，因此军官升迁的速度也随之减慢。在中央军，战前一般营、团的年龄为20—25岁，班、排长的年龄则较大（由于行伍所占比例较大的缘故）。一般说来，中、下级军官中，出身中央军校者升迁的速度，要较一般人为快，但是仍比不上自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两三年之内即可升为校级军官，有些甚至一回国即可任少校。[52]留学生在中、下级军官阶层中升迁时，虽然占了极大的便宜，但是仍有其限度。至抗战前，校级军官想要在中央军升至将级，保定、黄埔军校的资格似乎已是必备条件，如果不是出身保定、黄埔军校，则即使曾出国留学，也很难升至将官，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抗战期间曾主持陆大的万耀煌，有一表弟名夏声，出身云南讲武堂，后赴日本步兵学校深造，旧学新知均有修养，早期任滇军杨希闵参谋长，与滇军关系甚深，曾代表滇军至上海迎孙文入粤，后任职广东石井兵工厂，归中央后任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为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参谋长，1937年来投奔万耀煌（万时任二十五军军长），但是由于非黄埔出身，发展不易。万在他的日记中曾记道：“先知（声）才具优异，学识优良，文章、诗词均有根基，眼高于顶，目下无尘，不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与日本步兵学校，想在黄埔集团中欲求有所发展，似不可能。我想他来帮我，先知亦甚愿意，惟目前无步兵之机会耳。”[53]翌年，万耀煌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推荐夏声，盼任以参事之职，期能有所发展。万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将官研究班班主任兼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但是对此事仍无把握，在日记中曾有以下的感叹：“我以人才向何部长敬之推介，任以军政部参事，希望能有所发展。惟国军中人事两大系统，旧的是保定，新的是黄埔，而军政部重要幕僚又以陆大为优先，而先知皆无关系，所幸其过去在滇、在粤与革命军之一段历史，及其日本留学，则为何部长所熟知，或可为何重用也。”[54]国军高层人事之重出身，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夏于1938年9月获任为军政部参事，直至1944年2月止，其后未见有进一步的升迁。[55]不过，即使是黄埔出身的军人，要想升至将官也非易事。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春天黄埔第一期毕业的500人中，于抗战爆发时已升至中央军的师长者，仅有36人。[56]
抗战期间，军政部曾颁定缩减各级军官佐晋级年资办法，以符合实际，并俾以调剂。晋级年资的规定，原已不如先进国家严格，[57]但是各机关、部队仍多未切实遵行，[58]加以部队历年屡次扩编，以至于升迁迅速，虽然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第一，干部学识、能力、经验不足。战前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即已指出，国军干部升迁过速，认为一个干部如不从基层开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累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即使个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59]升迁过速，不仅使干部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工作效能自然降低。[60]更有少数的干部，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自易于骄矜自满，不求上进。蒋介石即曾呼吁将级指挥官注意此一现象，并拿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
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第二，人事无法新陈代谢。由于升迁过速，干部常升到将官，年纪尚轻，于是造成人事阻塞的现象，人才不能做到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则造成中、下级军官缺乏。有关当局在面临此一困境时，所作的努力为何？当时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1. 增加高级军官名额，以解决上层人事阻塞现象。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所载，抗战八年期间，陆、海、空军共任命将领2 000余人次（当然另有部分未列入《国民政府公报》），兹依任命时间及阶级统计如下：
表2-1显示，战前两年国民政府任命将级军官甚多，抗战八年期间任命将级军官较为频繁者，为抗战爆发后的前三年（由于战况较为激烈之故）和1945年（抗战胜利，擢升有功人员），其余各年任命将级军官均少；且大多限于少将阶层，其余各阶层均少，显示抗战期间将级军官的升迁和战前相较，并非易事。[62]
表2-1 抗战前后国军任命将级军官人次统计
* 合于晋任上将规定，但受员额所限者，得先加上将衔，如遇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的中将择优转补。
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714—759页）所载资料计算得出。
2. 严格要求升迁的资格，以解决中、下级军官缺乏的现象。1940年代前后，国军干部的升迁开始强调年资的规定。军官的晋升，必须在下一级停年届满，始能晋升至上一级，如学者黄仁宇1940年年底自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当时虽是战时，也需服务六年半才能升至少校。[63]而且不仅是年资够，还要表现好，才能升得成。根据军官佐任官规定，少尉升中尉仅需一年半的年资，但是一位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自述他的经验却是“毕业后被派为少尉，需经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二年磨炼有了成绩，或于激烈战斗中、炽盛炮火下，不怕死而又幸未战死，才能升为中尉，没有人事保障，调职升迁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64]。此时，升迁是否真如他所说，是“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仍有待研究，但是至少在他的眼中，升中尉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尚称公平。
抗战中期以后，军官的升迁除了讲求年资和成绩外，又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如上校升少将需陆大毕业，或具备团长资历，因此一般的中级军官无不想进陆大和当团长。[65]至于中、下级军官的升迁，则有遵循军校期别顺序的不成文规定。如前期同学未晋任连长，后期同学只有等待一途，万一后期同学超前晋升，对于前期尚未能晋升的同学，即等于是一种考核，以后虽仍有晋升的可能，但是机会不大，即使不是自己求去，也会被列入淘汰之列。[66]
一般人事上的年资制度，本在使人才平流并进，杜绝侥幸，但是缺点在于限制特殊人才的发展。为了要弥补此一缺点，所以又有论绩的办法，此时国军的人事制度，即是采用这种补救的措施。不过根据一位人事官员的观察，这种设计在实行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有以下几项：在考绩方面，考绩系采主官决定制，未及实行其他考核及竞争等方法，用以补救，以致易于产生不客观、不公平的缺点；同时真正呈报考绩单位甚少，已呈报而经最高主管机关核备有案者更少；此外，尚有许多单位办理年终考绩时，因升级受年资限制，因此常对年资合升者，予以优等考绩，年资不足者虽表现优异，也考列次等。由于论绩制度未能办好，因此主管机关在核准军职晋升时，可谓全凭年资。甚至抗战后期办理官职调整，只有校官以上官、职相称时，始可考绩。如此，以成绩制补救年资制缺点的办法，似乎并未实行。
再就年资而论，由于人事管理技术落伍，加以战时人事迁调频繁，以致一般官佐的履历，全凭各自填报，有的临时伪造，有的随时更改，有的向机关抽换，但一经主管呈报，经最高机关核备，即“弄假成真”；反之，有些人真在前方流血流汗，苦干多年，但因部队主官不为呈报，在最高机关无案，以致其年资、行历无法被承认。主管机关核定升迁，几不论成绩而全凭年资，即使年资全属真实可靠，但已使工作努力者灰心，如年资又属伪造，则其不公平更可想见。[67]所幸的是，强调年资的规定，并未被彻底执行，直至抗战结束时，仍有一些部队所请晋升人员，并未遵照法令以年资、考绩为依据，而仍以服务努力而年资未满人员报请晋升。[68]
如遇出缺，是由内升，或由外补，各机关、部队的情况不一，视主官而定，一般说来，对于低级职位，各单位除向外吸收军校毕业生外，多以内升为主，[69]内升比例愈高、升迁愈制度化的部队，士气也较高，第五军即为一例。抗战初期新成立的第五军，在人事的“升、迁、调、补”方面，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定，凡团长以上的主官或副主官出缺，多由军所属的三个师或直属部队中，择优晋升或遴选适当人员递补；而副团长以下军官出缺，由师所属三团及直属单位中，择优晋升或递补；连级以下干部出缺，则由团比照军、师方式处理，另呈上级核可发布即可。第五军的干部，对于这种升迁作业方式，多认为效果十分良好，“不但拓展了各级人事升迁的管道，而且也加强了部队的团队精神。因此在这里做事，不必依靠什么人事关系；也不管有没有后台、背景，只要你自己平时在工作上肯努力，服务上有成绩，升迁问题上，上级自会很公正地为你安排，这些都不需要你自己去操心、去顾虑。至于一般人事陋习中所谓的‘钻门子、扒窗户’以求幸进的手段，在这里根本也派不上用场。另外，‘空降部队’的现象（由上级直接派遣），那更是绝对少有的事。所以该部队上下非常团结，士气亦十分旺盛。”[70]也有些部队的升迁，采取“有条件的内升制”，如战时驻扎于西北的第七十八师（师长许良玉），单位主管若因升迁而出缺，则该单位副主管及重要业务人员，均有晋升希望。反之，单位主管若因过撤免，则此一单位人员数年内将不会有升迁的希望。这项不成文的规定，对于部队的团队精神也有促进的作用，大家都希望自己单位的长官有出路，自己也才有出路。[71]至于华北傅作义的部队，虽然也采取内升制，但是在人事升调上有个“三方”比例原则——以傅作义训练出来的学生为一方，长期在傅军中作战出力的行伍军官为一方，中央各军校毕业和其他部队前来投效的军官为一方。三方均依成绩表现，论资排辈，轮流升迁，成绩突出者破格提拔。如此在比例上，傅的干部约占三分之二，外来者仅占三分之一，傅部干部得以维持优势。[72]但是也有的部队遇有出缺，往往由外面另派一人充当，致使部队中成绩良好的干部，没有升迁的机会，而人事上也不能发生新陈代谢的作用。[73]
一般说来，中央机关和部队较遵守法规，因此人员升迁所受到的限制较多，地方部队则可不按规定办理。如地方部队保送至黄埔就读者，毕业后返回部队，升迁每快于在中央军事机构或部队的同期同学。[74]地方部队甚至有升迁全无标准者，如马步芳在青海即任意行事，有时将部队里的传令兵、勤务兵一类的基层人员，骤然提升为带兵官，担任重要的职务；有时又将带兵官降为传令兵或勤务兵。[75]中央机关和部队在升迁上虽然也有庇护亲族的情形存在，但是较地方部队为少。新官带着大批人马上任的情形已不多见，军政要员如有意提携其军中的子弟，也会采取较为间接的方式，先在教育上作较长期的投资，替其子弟取得较强的竞争条件。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对此种现象，即已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中央军中仍有一些任用亲属的情形存在。一个人可能因其父亲为军长而二十五岁即升至上校，但是此种恶习已较过去为不显著——或许较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为不盛行。现在如果一个将军希望他的儿子在军中发展，会让他先出国接受军事教育，最好是到日本，以便在毕业后即有资格升至校官。[76]
至于士兵阶层的升迁，依规定新兵入伍即充二等兵，于新兵教育完成后，择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补为一等兵。一等兵受初等教育完成后，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补为上等兵。一等兵及上等兵曾受有初等以上国民教育，并在队内受过候补军士教育，或在队外受过特别军士养成教育，其成绩优良者，得依额晋级下士，下士晋级中士、中士晋级上士亦同。[77]在战况激烈时，由于下级官兵伤亡大，以上各项资格的限制，多无法遵守，士兵甚至有一日晋级数次的情形，但是在平时或战况缓和时，则晋级也非易事，尤其是“大升”——上等兵升下士，更为困难，对于列兵来说，“犹如上校升将军”，[78]1941年时，阙汉骞的第十四师中，所有的中士班长和下士副班长，仍以战前所募兵居多，士兵晋级之难，由此可见一斑。[79]至于士官的选拔方式，各单位不一。抗战胜利之初，安徽宁国一部队选拔下士采考试方式，全师各营、连均选派年轻的上等兵应试，术科测验班基本教练，较为容易；学科则为默写军人读训全文、步哨守则、战斗间十三条、步兵操典纲领，不识字者可改采背诵方式作答。[80]1947年，第一九八师补充班长，则由师部开办训练班，考选士兵中资深、识字者，予以三个月的训练，考试及格者，结业后派充中、下士班长。[81]
最后，拟对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略作探讨。北洋时期，由于各地军事学校的毕业人数过少，在数量上无法满足对于军官的需求，加上当时军队组织的阶层化尚不严格，军事学术又不发达，使得士兵升至军官的机会因而增加，有些甚至得以升至高位。[82]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军官中，出身行伍者几达30%。根据战前的一项观察，行伍军官中文盲所占比率高达一半以上，而这些不识字的军官在此时至多仅能升至尉级军官。对于那些年纪尚轻而有志向上发展的中、下级行伍军官，政府则于中央和地方开办了一些训练班队，为行伍军官提供了一条升迁至校级军官的管道。[83]例如中央军校自1932年起设立的军官训练班，召训的对象即为各部队选送的初级行伍军官，训练的期限为半年，结训后发还原单位服务。[84]
抗战爆发后，中、下级军官消耗大，于是行伍军官所占的比例乃再度增大，其中约有一半在战时曾接受召集教育。抗战后期，战况较为和缓，中、下级军官需求减小，国军乃缩减机构，提高干部的素质，对于连、排长也开始要求以军校毕业者充任，使得一般士兵升为军官的机会大为减少。[85]根据一份《广州市陆军在乡军官会员名册》，收录有1947—1948年广州市现役及退役军官2 500人，其中军校毕业者约有330人，而出身行伍的军官，在此时多已退伍，显示出此时由行伍升至军官的机会，已是十分的小。[86]
（二）调补
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根据1934年7月27日公布，1935年4月1日生效的《陆军军官佐任职暂行条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非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不可，如日本尉官在队期间为4年，校官为2年以上；意大利每晋升一次，需在队2年，波兰则为1年以上。[87]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88]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89]（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居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一般则认为是明升暗降。[90]抗战中期，国军开始强化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于是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而各级指挥官也渐能了解参谋的重要性。因此至抗战后期，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最受人敬重的指挥官或参谋官，系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此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而“直线”晋升，则是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或是由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直升。前者有学识而缺乏实际经验，后者则有经验而缺乏军事学识。[91]抗战后期，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始实施有限度的互调，[92]但是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成果极为有限。[93]
第二，职期调任：在一个单位过久，易生惰性，即平日的教育、纪律，也将逐渐松懈，其部属也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而少奋发新兴之气；长官与其部属相处日久，更易产生私家军队的流弊。因此任何一个健全的军队，无不有职期调任的制度，如日本的军、师长，自抗战爆发后，仍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军、师长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二年以上者。[94]根据国军军官佐任职规定，军官佐任同一职务未满一年者，除特殊原因外，不予调任；满三年以上者，除有必须留任之原因外，应予调任。[95]但是由于作战及事实上的种种困难，也未能实施。1941年，军令部于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中，建议军委会：“集团军总司令及战区长官，亦宜适时更动，以增朝气，而资振奋。”[96]1943年，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部队中的军长、师长，有五六年以至十年未调者，但也有甫及数月，即更动者，[97]凡此均非合理的人事制度所应有的现象。1945年，委员长蒋介石手令：中、初等官佐定期任职不宜举行，应先试行少将以上军官佐的定期任职。[98]试行成效如何，不得而知。[99]
第三，配置调任：指的是因为组织与编制变更，或职务的需要，或人地关系，而行调任，[100]此种调任较常发生于机关或部队扩编或缩编等突发状况，至于平时，除了因为人地不适而作的调任外，一般原阶、原职不升而调动者甚少。[101]抗战后期，国军有意推行大规模的人事交流，1945年，对部队上校以上主要队职人员人地不宜、学用不宜者，拟予以配置调任，[102]审查时并注意其职务、籍贯、学籍之不同亲属的回避。[103]该年年底完成候选名簿及归科名簿，并拟于1946年春季施行。[104]但是一般除了军对师有少数办到外，师与师、团与团均未能彻底实行。[105]
以上各类调任，均系出自各单位的主动，事实上更为常见的人事流动现象，则是个人为了获得较高的阶级、待遇，或是其他私人的理由，而更换工作单位。抗战爆发后，各部队主官为延揽人才，不惜以较高的阶级和待遇作为罗致的手段，以致同一资历者的地位，可以相差极大，造成人事上的紊乱。军令部对此虽三令五申禁止，[106]但是似乎并未能收到效果。一般人对于军中“就业市场”的消息，主要是来自同学、师长和亲友，如果对现有的工作环境不满意，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探听、介绍，运气好的话，往往有好几个工作机会可供挑选。又由于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因此除了高级军官换单位较困难外，一般中、下级的军官和士兵，行动均十分方便，甚至请长假即可离开服务的单位。[107]士兵“开小差”（逃亡）的情形，在抗战期间更是非常普遍。一位行伍出身的作家，对于士兵逃亡的情形，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开小差的人，并非都是犯了大罪而畏罪潜逃的，只因一个单位待久了，或是长官打骂得凶，或是打冲锋吃不饱，或是别的部队有高阶缺引诱等等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另外一个理由是离乡背井久了，动了思乡之念。但他们很少回到家，逃到半途往往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别的部队截走了。[108]“逃兵到了新的单位之后”如果发现新单位还不如旧单位好，又死皮赖脸地回来，那时候风气如此，大家都派了人在水陆码头乱抓人，抓着抓着，也许连派出去抓人的人，也给别人抓去了。老兵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果兵不像开流水席般的来来往往，那就不成个部队样子。[109]
在陆军各兵科中，宪兵由于工作性质特殊，成员具有中学以上程度。由于素质较高，如至前方部队，往往得任排长、连长，因此逃亡的比率较其他兵科为高。[110]
当时有关单位为了遏阻士兵逃亡的风气，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项：第一，严禁各部队收留逃兵。但是各部队均在缺员期间，一纸命令抵不过各部队长的自利立场。[111]第二，士兵逃亡如被抓回，各部队多用私刑加以处罚，但是也未能产生吓阻作用。[112]因此，逃亡的风气也就一直盛行，根据一项观察，在某些地方部队，若是一个老兵没有开过小差，甚至会被人视为“窝囊废”。[113]
更换工作单位虽然容易，但是各人的际遇却不一致。有的人由于更换工作单位而得以发挥所长，但是也有的人由于频换工作，最后落得一事无成。1938年，中央军校第四分校主任韩汉英，即曾劝诫他的学员要立定志向：
现在学员当中，据我所知道的，有几位从前我当营长时，已经是当了优秀的排长和连长，但是经过了十多年事业还没有进步，变为一个失业的军官。这就是个人的人生观没有确定、没有认识，没有固定的宗旨，到这里和长官意见不合，到那边嫌阶级太低，跑东跑西，结果是一事无成。你们从前在部队的时候，在一个部队里当十年兵的有没有？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同时他的地位也一定提高了。我们再翻开历来的人事登记来看，某人在某机关服务的，两个月以后又到某师某旅，再过几个月又到某某学校，如此，跑来跑去，结果是一事无成。[114]
在士兵的补充方面，中国近代的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起始推行征兵制。[115]抗战爆发后，亟需补充大量兵员，乃采用征募并行制，如1939年至1940年9月，共募集志愿兵近80营，各省又陆续将监犯35 000余名调服军役，[116]有些将领自行于家乡招募士兵，如杨森战前曾在四川广安家乡练兵三年，邻近县份经其训练的子弟，先后不下七八百万人。因此，抗战期间杨森不论抗战至何地，需要多少兵员，只要拍一电报返乡，地方上即会约齐人数，送至前方。农村子弟在征兵制度下，与其被征召至不熟悉的部队，尚不如自动投效杨森的部队。因此响应者日益踊跃，甚至在家乡自行做好军服，自己垫付旅费，至前方投奔杨部。[117]不过主要的兵源仍为征兵。计自1937年抗战初起，至1945年胜利之日止，全国实征募壮丁人数，共为14 049 024人。[118]学者刘馥曾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军事人力动员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动员率（mobilization index，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有0.4%，而日本为1.3%，英国为1.4%，美国为2.4%，俄国为3.0%，德国为3.8%。[119]
战时中国不仅在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上，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发生许多的困难和流弊，[120]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具备，不能与征兵政策相配合。其中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户口行政不发达，以致影响壮丁调查工作，不仅无法取得有关人民的性别、年龄、疾病、职业、教育程度等资料，以为起、转、停、除、缓、免、禁役之参考，且无从分析各地人口组合，以作为分配名额的标准。第二，地方基层干部欠健全，对于兵役法令奉行不力，办理役政时，或为宗族姻亲情感所锢蔽而不肯征，或被豪强凶焰所慑而不敢征，或收权贵贿赂而不愿征，影响征兵成效甚巨。第三，国民所得普遍低，奉召入伍后待遇又不良，家庭生计顿时无法维持，使得一般民众视当兵为畏途。第四，国民知识水准不够，社会上仍流行“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于征兵制度的真谛并不明了，往往规避兵役。[121]
三 奖惩考绩
（一）勋奖
抗战八年期间，国军勋奖人数，计有官佐51 083人次，士兵5 610人次，外员1 707人次，行政官917人次，人民330人次，合计59 647人次。[122]国军在战时人数最多时，达500余万人，但是官兵受奖人数尚不足6万人次，实在过少。推其原因，或为申请手续过于繁复，各单位呈报主管机关后，往往需要许久才能核下，[123]缓不济急，因此各单位多采用其他奖励方式，如升迁（可不经铨叙）、自行颁发奖金等，可立即激励士气。
前述士兵受勋奖人数，仅为官佐的10%强，显示出国军一如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有重军官而轻士兵的现象。[124]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曾规定作战时凡士兵最先登城者，即升为旗官，[125]对于激发军心，颇收效果。但是似乎自江西“剿共”起，即未有奖励士兵的特殊措施，而较注重指挥官的奖励，如1932年9月进攻河南金家寨（中共鄂豫皖苏维埃的中心）时，蒋委员长曾明令各纵队，凡先占领金家寨者，此镇即改为县治，并以先占者的名字命名（后命名为“立煌县”）。[126]同月，徐源泉克复湖北洪湖，中央议划洪湖为县，以徐字“克成”命名，经徐辞让再三乃作罢。[127]翌年攻占江西瑞金后，又将新筑的几条公路命名为“恩伯路”、“介人路”和“雪中路”，以奖励作战有功的将领。[128]相形之下，对于士兵的奖励则较为忽略。流风所及，抗战期间，每次战役之后，一般部队所呈请核奖者，往往只限于排长、连长为止，而忽略了士兵的战绩。1944年8月，蒋委员长即曾针对此项缺点，加以纠正：“今后要明定条规，令饬作到：在每一次战役结束之后，我们如要保荐官长，必先保荐士兵，如仅保荐官长而不保士兵，应不予核奖。”[129]但是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根据军政部的统计，抗战时期官兵勋奖种类，核颁次数较多者为记功、奖章、记大功、勋章、嘉奖、奖金、记升，较少者为荣誉旗（7人次）、奖状（17人次）和武功状（39人次）。[130]显示勋奖系以个人为主，而较少对团体实施勋奖。
（二）惩戒
军官佐的惩罚，可以分为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两种。行政处分系指违反军纪、风纪等轻微犯行，根据处罚令，处以撤职、停职、记过、罚薪、检束、申诫等处分；刑事部分则指违反军律、军法，依刑事条例，交付审判后处死刑或徒刑。1937年8月28日由军政部送军事委员会颁行的《中华民国战时军律》，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法律，规定不论文武军民，在战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判处死刑：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不奉命令临阵退却者；奉令前进托故迟延或无故不就指定守地，致误战机，使我军因此而陷于损害者；降敌者；通敌为不利于我军之行为者；故意损毁我军武器、弹药、粮秣、舰船、飞机、场库、场坞、防御建筑物，及交通、通信机关，以利于敌，或以资敌者；主谋要挟或指使为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敌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造谣惑众，摇动军心或扰乱后方者；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131]至武汉抗战时，又颁布《中华民国战时军律补充条文》。[132]统计武汉抗战期间，从一般士兵到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战区副司令长官，均有依照此项法律处以死刑者。[133]军法的条款，概同一般刑法，但是重大的不同之处，是在战时采用“连坐法”，即“班长同全班退者，杀班长；排长同全排退者，杀排长；连、营、团、师皆如是。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以致军长阵亡者，杀军所属师长；团、营、连、排、班各级皆如是。”[134]1942年8月，军事委员会更制定《防制奸伪连坐法》，凡各军事机关、部队、学校中，如某级有奸伪行为时，除犯罪者应依法处分外，其直属上级如未能于事前发觉者，需受连坐处分，同级之政工人员亦同。[135]抗战时期，每逢战役发动之前，常见有指挥官对其部属颁布“如有作战不力，违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议处，决不姑宽！”之类的命令，[136]但是是否确曾实施？实施至何种程度？由于资料所限，不得而知。
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为抗战时期最高军法机构。总监部设总监（上将级）、副监（中将级）各一人，综理一切，遇有重要案件，先组织会审委员会，以将官级委员三人为审判官，其中最高级者为审判长，通常由委员长指定或圈选，其他军法官及书记等，由总监部组设。会审委员会于会审后，将结果制成判决书，由总监转报委员长裁决。[137]军法总监部实际运作的情形如何？根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138]抗战时期，在华的苏俄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Kalyagin），对于国军的惩戒无法普遍施行，曾有以下的观察：
一个军长在接到攻击的命令后，可能会将部队撤至后方，放弃一个城市，而不会受到任何最轻微的处分。是谁的错？别太快下结论！必须先查“教会行事历”（church calendar），看看此人是哪一系的将领，指挥的是哪一省的军队，他是在哪一省作战，和他合作的是哪一省的部队……等等，然后才能了解真相。[139]
我们接下去要问的是，军法不肃的原因何在？责任是否在于蒋委员长一人？众所周知，自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的关系，一向是视双方军力的优劣而定。至抗战中期时，地方部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人目无国民政府的骄纵心态。无怪抗战爆发之初，政府尚能将作战不力，擅自撤退的李服膺[140]和韩复榘[141]处以极刑，但是至1939年“冬季攻势”失败后，国军统帅部尽管震怒不已，但是并未能将失职的大批将领绳之以法，因为在当时的权力分配条件下，中央如奢谈军纪，只会激起地方军人的二心而已。[142]事实上，抗战时期不仅是临阵退却，举凡军人违法失职、虐民通敌者，以及公务员贪污、走私等案件，蒋委员长一律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审判，[143]然而由于部分战区司令长官（如阎锡山、李宗仁）形同藩镇，为中央权力所不能及，谎报军情、包庇烟赌走私、搜括民间财物，所在多有，因此军法一辞，有时直流为具文，[144]但舆论则常指军法监量刑不公，偏袒地方部队，[145]专门押禁黄埔出身的军人。
实际上，根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的日记所载，“军校学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审讯，本部从未直接检举一人，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本部之权力，因有限也”[146]。因此蒋介石偏袒黄埔学生，殆无疑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军人虽然形同藩镇，但是迫于形势又不能不用，[147]对于自己培养出来的黄埔学生，自然不免寄予厚望；对于少数宠信的爱将，也就格外珍惜，即使是作战不力，依法需革职，也多随即再予起用。如战前汤恩伯在河南汉川一带“剿共”失利，被撤职，但是同年秋天，又再被起用为八十九师师长。[148]抗战时期，这类例子更多，如1937年12月，宋希濂因南京失守被撤职；[149]1938年2月，刘峙因保定之役战败被撤离；[150]1938年5月，桂永清、黄杰因兰封之役战败被撤职查办；[151]1940年2月，徐庭瑶、叶肇因桂南会战失利被撤职查办，[152]但是随即均再获起用。至于过失略为轻微者，则经常仅施以“撤职留任”的处分，[153]让其戴罪立功。
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最常见的惩罚方式为撤职（36 204人次）和撤职通缉（34 361人次），其次为记过（5 221人次）和记大过（4 669人次）；最少见的惩戒方式，则为罚薪（14人次）、撤职留任（113人次）和申斥（141人次）。[154]此项统计只限于中央所核定者，事实上战时各单位的奖惩，有许多并未呈报中央。值得注意的是，战时军官佐曾受撤职和撤职通缉处分者，共超过70 000人次，不可谓不多，但是由于战时干部缺乏，加上人事管理所需的技术条件尚未具备，以至于今日在此处被撤职的人，明日可以在彼处再被起用，惩戒的功能因此也难以发挥。
公正严明的奖惩制度，可以提高纪律，鼓励士气，但是在中国由于重人情，以致常有“和稀泥”的现象发生，赏罚不明，有碍作战，蒋介石即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
现在一般部队长为了讨好部下，大多数都是有赏无罚。行赏的时候，上级官长又恐部下争功，对他不满，因此采取均分主义，而不敢堂堂正正按照功绩，提出何人应赏，说明其应赏的原因。至于部下犯了过失，则不但自己不敢加以处分，就是上级知道了，要执行处分，部队长亦必千方百计为之庇护。譬如师长犯了罪，总司令部要处分，而军长照例要替他求情，请求减免。团长犯了罪，旅长也要求情，请求减免。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部下的拥护。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试问你一般部下以为赏不足以为荣，罚不足以为辱，赏罚作用，完全丧失，军队的纪律如何能够维持呢？[155]
1945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参政员也多认为“中央及各军、师负责人员机关，或则考核不清，或则因循苟且，遂致年来各战役后之奖惩结果，民众亦不无议论。”[156]
至于士兵如犯了过错，通常是采用体罚和禁闭的惩罚方式；犯了法，小则坐牢，大则枪毙。[157]最常见的即是在公开场合施予体罚，一位川军士兵曾对其排长打扁条的过程和效果，作了以下生动的描述：
雷排长发虎威的时候，经常集合队伍，当众宣判罪状，队伍分三列一字儿排开，排长说一声：“大家听到！”大家就立正，接着排长宣布：“张得功态度傲慢，竟敢和排长顶嘴，是大不敬，排尾出列两伍。”两伍五、六个人（排尾经常缺伍），两个按臂，两个按脚，一个数数，一个执刑。基数是五扁条，如果罪情重，加到十或二十扁条，如非大罪，大多是五下意思意思就通过……
其实冬天挨扁条根本没什么，穿着厚厚的大棉裤，扁条落在身上等于拍层灰，因为每个执刑人都会手下留情，扁担头打在石板上壳壳响，身上的感觉很轻微。执刑人为何会徇情？因为任谁都有机会被挨打，而且随时随地，防不胜防，如果张得功这次打重了李得胜，下次轮着李得胜打张得功就会添料。不必手法重些，只要马步拿低些，扁条和大腿的角度小些，任是铁打的好汉也受不了！十下以后就会皮开肉绽。所以大伙儿都有默契，不管有多深的仇恨，在执刑时也会法外施恩，手下留情的。[158]
在近代世界各国的军队中，也多有类似严厉的体罚方式存在，如英国军队直至1881年才停止以鞭打作为惩戒的方式，但是1944年在缅甸仍有私刑鞭打的案例。在俄国军队中，体罚至1904年才停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短暂恢复，革命后才取消。在法国军队中，官方自大革命以后即停止体罚，但是私自实施的情形仍然持续不断，如在北非，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停止。[159]至于日本军队，体罚之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仍未稍减。[160]学者以为，严厉的体罚最后在军中不再流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性质的改变，而不在于军方观念的改变。[161]在中国，似乎也有相似的现象。
对于军士，惩戒的方式除了体罚外，还包括申诫、劳役、禁闭和降级。抗战时期，军士受处分最常见的原因是士兵逃亡，一位副班长即曾表示，“跑一个，顶多给连长骂一顿；跑两个，就得挨扁条；三个以上更严重，挨打禁闭是小事，降级是大事，若是一降三四级，那等于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了。去年（1945年）在太仓县集训，跑掉了六七十个。有一个班最惨，跑掉三分之一，班长从上士降到二等兵。在连上无颜待下去，投奔其他部队，顶多补个下士，还得凭手中的委任状，假若是弄丢了，那是活该，就委屈点儿再从二等兵爬起吧。”[162]
（三）考绩
考绩的目的，在综核名实，鉴别贤愚，以为黜陟之根据、升迁之准绳，故人事铨叙，以考绩为中心。抗战军兴后，1937—1938两年经通令停办考绩，1940年至1942年改考绩为考核，仅将成绩特优人员，及考绩不及格的庸劣人员，核予奖惩，至1943年以后，仍办普通考绩，总计至1945年止，经审核的考绩人员，共为386 754员。[163]但是战时一般部队、机关，对于考绩多不重视，或恐开罪于人，故作好评；或措辞模棱，自诩圆活，甚至委之僚属，随便填报，成为应付公事，考绩、奖惩与升调，均不发生关系，自然无法发挥人事制度的功能。[164]
四 待遇福利
（一）待遇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素称良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932年起实施国难饷章（见表2-2），薪饷稍减，但是仍然不差。
表2-2 平时及国难时期陆军官兵薪饷比较表
资料来源：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139—140页。
如果将战前领“国难薪”军人的待遇和四川农家的收入（见表2-3）作一比较，可以发现中校的年收入，即较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为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上等兵的年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
表2-3 四川农村收入（1931—1935每年净收入）
资料来源：陈志让：《军绅政权》（重排本），台北：谷风出版社，1986，第169页。
各部队由于经费来源均不尽相同，因此也未必完全按照中央所订饷章发饷，如财政部税警总团由于经费充足，因此不发“国难薪”，而仍发全薪；[165]第十九路军由于淞沪战役表现优异，海内外捐款甚多，饷源充足，因此也不发“国难薪”，一个少校的待遇即比中央军的上校还多。[166]至于陈诚的第十八军，则为节省军费，将“国难薪”再打九折发给，但是按月发清，从不拖欠。[167]至于地方部队，不少仍是采取委任经理制，即按照中央核定的编制总额领取饷项，然后按照实际人数发给。[168]
各地区由于物价水准均不尽相同，所以军人的真实所得也就有高有低。物价低的地区，如长江上游的一个部队中，战前士兵薪饷在扣除伙食费（不到一元）后，每月尚可存5—6元，[169]而当时湖南的一位小学教员，月薪只有4元，并且是以稻谷折发，而这样的教员缺，还“抢夺得打破头”；[170]乡间佣人工资每月仅需1元；[171]士兵3个半月的薪水即相当于1亩田的价格。[172]但是也有的地方部队，或由于经费不足，或由于克扣粮饷，以致官兵待遇不佳，如驻防湘西的地方部队三十四师，经费主要取自地方，根据沈从文的描述，“农民虽成为竭泽而渔的对象，本师官佐士兵夫固定薪俸仍然极少，大家过的日子全不是儿戏。士兵十冬腊月常常无棉衣。从无一个月按照规矩发过一次饷。一般职员单身的，还可以混日子，拖儿带女的就相当恼火。”[173]
自1931年至1937年之间，各地物价尚称平稳，官兵待遇也少有更改；1938年以后，物价渐趋上升，军政部为适应物价及核实补给起见，自1940年起实施粮饷划分，主食公给，副食另发代金，其他各项给予也酌予增加。以后各年，官兵薪饷均有所调整。除一般规定外，某些官兵或因参加国外作战，币制互异，如入印、入缅国军；或因地方情形特殊，生活费用高昂，如驻新疆部队；或因编制不同，如青年远征军；各项待遇均另有规定，以适应实际需要。[174]
抗战期间的军人待遇，以上将及二等兵为例：1937年上将月薪240元，二等兵月薪7元；1945年上将月薪50 000元，二等兵月饷900元。1945年较1937年，上将增加208.3倍，二等兵增加128.6倍，中将至准尉，上士至一等兵所增倍数，大致相似。若与物价高涨至2 167倍相较，[175]其间真不可以道理计。
根据近人的研究，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对于各行业人口的冲击程度不一，其中以军公教人员所受影响最大，[176]而军公教人员中又以军人真实所得减少最多。从表2-4中即可看出战时在几种行业中，以士兵的购买力下降最多。
表2-4 各行业人员的购买力指数（1937—1945年）
* 此项数字仅系四月份购买力指数。
资料来源：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第262—265页；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p.63；Lloyd E.Eastman，Jerome Ch’en，Suzanne Pepper. Lyman P.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
一位中央军校十七期的学生，1940—1942年在校肄业期间，领军士饷，每月薪水扣除主、副食费后，领到的钱仅够买肥皂和草鞋；[177]1944年10月，一个二等兵的月薪50元，仅能买劣质香烟3—4包，火柴5—6盒；[178]士兵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一般军官的待遇虽然比士兵高，但是也比不上其他行业，“与文职人员较，如小巫见大巫；与金融界较，更相差天壤”[179]。1941年时，少尉月薪42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乡下吃碗面，即需3元。[180]1943年元月15日起，大后方各省开始实施限价，重庆地区猪肉每斤14元，各种工资每月为500—1 000元，[181]而当时上校月薪仅为290元。无怪有营长生女因养不起而送人的事发生。[182]至1944年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竟然在昆明市买一包洋烟稍有余，而买一斤猪肉则不足。[183]高级军官，待遇也好得有限。如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非常奢侈的享受。[184]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的待遇，即较其任职于银行的妻子少了许多，因此每月薪饷均全数汇给其子女，作为教育、生活费用，家中用度全由其妻子负责。[185]刘安祺于抗战期间由师长历升至军长，但是家中一直“连一个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186]
抗战时期，如同战前，官兵薪资的差距颇大（见表2-5）。至于差距不规则变化，乃是由于多次采用“生活补助费”、“战时加薪”等名目调整薪资时，士兵均不在调整之列所致。
表2-5 抗战前后陆军上将、少尉和二等兵薪饷倍数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259—260页）所列资料计算得出。
战前军人待遇良好，士兵薪资虽远比不上军官，但是比一般其他行业尚佳，但是抗战以后，军人待遇差，官兵的薪资差距大，即不免引起士兵的抱怨。[187]
战时军人的待遇不但偏低，而且时常拖欠。一项资料显示，1944年8月时，国军部队的军饷，有的欠一两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甚至有拖欠半年之久未发下者。[188]
军人所得的购买力下降，伙食自然也随之变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189]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190]而且转拨、搬运损耗，发至伙食单位时，常斤两不足，有时甚至领不到米。[191]副食方面，抗战时期可以1941年作为分水岭，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2]。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为每月350元，每日平均不到12元，而汉中地区白菜一斤即需30元，豆腐、萝卜每斤各需20元。[193]因此根据1941年的一项调查，军队中的伙食，在蛋白质、脂肪和热量上，不仅远不如中、上人家，也比不上一般农民和工人。[194]
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对于国军战斗力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士兵缺乏作战所需的体力。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 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195]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球干燥症（xerophthalmia）、沙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196]营养不良和疾病，严重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其次，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对于士气也有不良的影响。1943年12月，美国驻华军事武官在一份报告中即曾指出，薪饷的微薄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中国的军队或许是世界上待遇最差的军队。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军人的薪饷以美元计算（官方汇率为20∶1），二等兵约合0.3元，上将为40元，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二等兵的薪饷仅为0.075美元，上将则为10美元。毫无疑问，这种低薪的现象对于军人的士气和生活，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加上军人待遇尚比不上工人、农民，使得情况更为恶化。[197]
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使得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幅滑落。五四以后，直至抗战初期，由于民族主义兴盛，加以待遇良好，使得军兵具有颇高的职业声望，尚为许多青年学生乐于从事的行业之一。[198]抗战进入中期后，军人的待遇还比不上苦力或车夫，因此一般人均视当兵为下职、为畏途，军人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199]尤其是士兵，至抗战后期时，社会地位已“同于乞丐”。[200]此外，军政当局又恐加薪数目太大，有加速通货膨胀之虞，乃以升官作为救济。但是官位太滥，价值便低，军界人士即曾指出，抗战时期一上校阶级的社会地位，尚不如商店中的会计员，收入菲薄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官位太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201]最后，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使得部分军人的士气降低，甚至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军人的待遇虽经当局努力改善，但是仍然偏低，已婚者“身为家庭生活之负责人（政府目下不能代之全权负责，而使其维持衣、食、住之最低生活水准），目睹嗷嗷待哺之一群，且处此不平环境中，孰无父母，孰无妻子，能不有感于怀，而蠢然思动耶？于是有无形之怠工，有托故而转业，甚至挪借公款，牟利营私，借图温饱。吾人如指其行为不正，责其二心，科以重罚，诚无不当，然国法不外人情，终不能令人完全弃家而为国，此乃一事实问题”[202]。一位军长更曾坦率地指出，“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作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浑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作好不好，作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203]所说固然过于偏激，但是仍反映了实情。在抗战以前，国军部队吃空额，侵占士兵薪饷的情况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吃空的风气才日形猖獗。[204]至于士兵，由于不得温饱，除了疾病人数增加外，逃亡、违纪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对于军队纪律、士气和战力的影响甚大。
（二）福利
战前国军各部队大多采取委任经理制度，依照编制发给经费，由部队长负责经理，各部队每多利用节余的经费，办理福利事业，如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即曾利用节余经费创立公积金制度，其本人薪饷之余，及上级偶尔的赏给，均归入公积金，由各部队长推选各级人员为代表，成立委员会施予管理。[205]胡其后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则组织官兵福利委员会，将所辖各部队的旷饷及从事渭滩垦区生产工作所得收益，均拨充福利委员会基金。[206]战时汤恩伯集团也有类似的组织。[207]
战前国军仅有极少数经费充裕的单位，能够对眷属有较为周到的照顾。如1931年第一师南入江西“剿共”，师长胡宗南对随军住于郑州的眷属，即曾指派专人管理。将军眷集中居住，代租民房，代付房租；鼓励军眷依兴趣各做手工，增加收入，又将其子弟送入附近各级学校接受教育，费用由公家支付。此外，并为军眷尽量解决各种问题。[208]又如俞大维于军政部兵工署长任内，曾于各兵工厂设立眷村及子弟小学。[209]抗战爆发后，各部队对于军眷，一般是以军、师为单位，安置于后方临时性的眷属住处，通常均为军需供应的所在地，俾便就近照顾，一些财务状况较佳的单位，并为军眷兴建眷村，如汤恩伯集团驻防豫西时，即曾利用集团军的公积金，于西康西昌及陕西安原兴建眷村，并派专人负责管理，用以安顿干部眷属。[210]有些部队，更设立官佐子弟小学及眷属工厂，从事教育和生产的工作，如第二集团军所设子弟学校，系由眷属中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教职员；至于眷属工厂，除发给工资外，凡工作成绩优良者，另由集团军总司令定期颁奖。眷属既有眷舍可住，又有工作可打发时间，增加家庭收入，使干部无后顾之忧，无形中士气也得以提高。[211]傅作义则为其干部子女创立奋斗小学与奋斗中学，并筹拨基金，成立奋斗学校基金实业社负责经营，其主要企业有天津中国油漆厂。[212]
1939年冬季攻势后，战局陷入胶着状态，战况沉寂，各部队即多利用休整时间，接军眷至驻地，与亲人团聚。[213]但是一些纪律较差的部队，眷属即长期随住于任所，一遇作战，每成为累赘，如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汤恩伯集团中，除了第十三军事先曾对眷属有所安顿外，其余均是临时慌乱移动，在河南各地所征用大批牛车，大多用于输送眷属。[214]湘北会战时，部队于出击时间，留守后方士兵竟达12 000人，除新十六师3 000余人参战外，余均留为照拂官佐眷属，根据戴笠的估计，平均每眷属需用士兵（包括轿夫、勤务兵、伙夫）6人，[215]对于战力及军誉影响甚大。
国民政府对于出征军人家属（以下简称征属）的优待，始于1937年，中央颁布应征新兵及其家庭鼓励办法，随即对征属的慰问、救济、优待等，也分别厘定办法。[216]1941年12月，国府又颁布“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条例”；1943年，增发征属安家费，由2 000元增为5 000元，各省也有增发至20 000元者。在1943年紧急征兵时，四川省的安家费，除由地方筹发2 000元外，其余3 000元由中央补助，共支付该省费用9亿元，其未能悉数发出之款项，也拟具保管办法，作为该省征属子弟求学奖学金之用，至于春、冬两季代为耕种收获、代写书信，婚姻的保障、积谷的免派、精神的慰问、小本贷款，各种救济，免费医疗、入学，各项福利品及优先权益的享受，设厂习艺，以及职业的介绍、各种临时捐款的免派，以及免服劳役等，无不设优待。1944年，对征属经常优待的金额，又予增加，并提高征属地位，准参加基层行政工作。[217]以上各项优待征属的条例和办法，固属完备，但是由于政府财政困难，往往无法实施，[218]即使实施，真能受惠者，也不及十分之一，乃因僧多粥少，福利无法普及，加以区职保甲人员及其他办理地方兵役者，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贪污枉法所致。例如四川省合川县龙市佛门乡自1938年秋起，征属每户发给谷3斗6升，至1942年改发法币90元，1943年虽增为100元，也仅能买米5升。[219]1944年中央有鉴于此，乃商请四川省政府，增加征属安家及福利经费，每年约合美金1亿元，占当时川省总预算五分之三。因征属优待有加，乃能依法抽签，按签征集，达到该省配额九成以上，为全国历年之冠。因其办法规定严密、管理得当，征属确受实惠，逃避兵役者遂得以减少，后经行政院通令全国，普遍实施，对兵役推行的贡献甚大。[220]
五 退役抚恤
（一）退役
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官佐服役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军官、佐服役至一定限龄，即退为备役。备役者，平时除受召集外，不服军职，战时则应召重入行伍。至备役期满，则予除役。[221]此项条例定于次年3月1日施行。[222]但是由于财政、人事及战事上的各种原因，服役制度一直未能推行；退役俸及赡养金给予规定，自然也未能明令实施。[223]
直至1945年，国军才开始办理退、除役事宜，颁行陆军官佐退役俸支付手续，各级退役俸给予标准，按现行给予三分之一为率，酌量增减其尾数，使成整数。1945年3月7日，计自准尉1 500元，至上将7 000元。1945年8月，复调整退役俸数额，计自准尉3 300元起，至上将17 000元；退役人员，除每月发给退役俸外，并月给退役粮，计年将官6市斗，校官5市斗，尉官4市斗。上项退役库，每年分4期由军政部发给，校、尉官先由县市政府垫发。每期退役粮，照当地官价折发现金；如需现品时，即以代金价款，向当地县、市政府折领公粮；其代金数额规定，每市斗平均1 000元。[224]
军事委员会自1944年开始办理退、除役，由于事先未曾在技术上研究妥善，发生不少缺点，如有的官佐在去年颁布退除役命令，至今年仍未领到退除役金俸，给予受命者许多困难与损失；[225]甚至有的“今天退了，明天又进来，根本无法清查”[226]。至于每月所领退（除）役俸额，约为原薪的三分之一强，以当时通货膨胀的情形衡量，极难维持基本生活。1946年，军法总监部执行总监何成濬以上将阶级退伍，仅领得价值二条香烟的退役金。[227]无怪一位陆军少校1950年退伍时，“身上除了一纸退伍令，可谓一文不名”[228]。
至于士兵退役，国民政府时期虽曾制定若干法令，但是一直未能实施。由于士兵服役期长，常有老弱瘦衰，不堪服役，思乡心切，每趁机潜逃，因此军界人士屡有实行退伍制度的建议。[229]直至抗战胜利，实施复员，政府始正式开始办理。[230]
至于编余人员资遣费的发放，各单位的办法均不一致，视主官的政策及单位的财务状况而定。如1937年，川军刘雨卿部进行整编，共编余弱老官兵600余人，一律资遣返乡。服务4年以上者，照现行待遇给付4个月薪饷，每多一年者加薪一个月，临行前并举行盛大欢送会。由于如此安排尚合情理，故未发生意外事端。[231]又如战前孙连仲的部队在信阳奉命缩编。对于编余官兵，孙除申请中央发给三个月薪饷外，另依各人离家之远近，直、鲁、皖、豫人加发一个月，陕人加发两个月，甘、青、宁人加发三个月，作为路费。由于资遣费优厚，一些官兵甚至感激得落泪。[232]
（二）抚恤
军事抚恤，在北伐初期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理。1927年10月，国府奠都南京，即由军事委员军政厅恤赏科主管。1928年10月，拨隶军政部军衡司，仍设恤赏科掌管其事。1935年3月，军政部恤赏科并入铨叙厅，设抚恤科。1938年8月，伤亡人数日增，遂于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置抚恤委员会，主管军事抚恤事宜，第一任主任委员为陈调元。1939年1月，迁抵重庆，主任委员一职，改由何键接任。嗣后抗战军事进入艰苦阶段，抚恤业务的范围也日益扩大，遗族的抚慰安置与游击区战区的抚恤等事宜，均包括在内。1941年3月起，于抚恤委员会之下，陆续增设13个驻省抚恤处，分区办理抚恤事宜。[233]总计抗战八年期间，已核准给恤官兵人数，为4 972 754人（见表2-6）。
表2-6 抗战期间抚恤伤亡官兵统计表
资料来源：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44—146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4。
表2-6显示，抗战初期的战况最为激烈，伤亡人数最多，但是抚恤人数最少，显示抚恤工作形同虚设。1938年8月，抚恤委员会成立后，抚恤业务逐渐成长，至1945年时，已有四分之一强的伤亡人数获得抚恤，但是从整体来看，抚恤的范围仍未普及，抗战八年期间伤亡者中获得抚恤的比例，尚不到10%。究其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几项。
（1）各部队官兵清册及详历表，因作战散失或炸毁，无法呈报请恤。
（2）阵亡官兵家属因迁移疏散，流动性过大。与部队失去联络，无法调查。
（3）阵亡官兵无直系或合法亲属，例不给恤。
（4）士兵应征，系代雇或冒名顶替而来，一经阵亡，其姓名及家属均无从查考。
（5）轻伤官兵伤愈归队，照例均不请恤。
（6）作战后生死不明失踪者。[234]
另一方面，阵亡官兵遗族请领抚恤，所遇到的困难，则有以下各项：
（1）受恤人因不识字或不明白请恤的手续，往往托人代办书表、呈文，代办之人即乘机从中向受恤人敲索。领到恤金时，受恤人常仅能得80%—90%，甚至70%—80％。
（2）受恤人请人代办了书据，向县政府投递，往返动辄数十里或数百里，旅费已花了不少，找保证人也要手续费。呈文、书据投递以后，又往往数月、一年，甚至两三年还得不到回信，一而再，再而三，以至无数次向县府催促，用费甚至超过恤金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
（2）有许多官兵殉职后，亲属得不到部队长的通知，他们或者从朋友处探听到不确实的消息，填具表格，由县、省转呈请恤，得到的批示，多半是“未据原部队呈报有案”；写信到原部队请求，又因原部队长对抚恤不注意，或以人事变迁，无法查明其事迹，也每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甚至数年还得不到结果和恤令、恤金。[235]
战时物价不断上涨，原有恤金数额，为战前制定，不足维持遗族及伤残官兵最低生活，政府乃逐之设法提高恤额，自1942年起，抚恤金额照恤令所载数目加倍发给；1944年再加发1倍；1945年起，改照退役库数目，比照增加恤金。恤金种类，在抗战前原规定只有一次抚金与年抚金两项；自1944年起，增列特恤金及救济费，1945年增列公粮贷金。[236]虽然如此，恤金数额仍然过少，不为遗族所重规，因此请恤者为数寥寥。[237]抗战胜利后，情况依旧，一位中级军官负伤后，所获恤金12万元，尚不足买1分金子，而只能买一条不锈钢表带，令人啼笑皆非。[238]
除了中央的抚恤制度外，一些单位也每多视财务状况，各自实施特殊的抚恤办法，如战前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曾创立伤兵年会制度。每年6月间于师部所在地，召开伤兵年会，邀请退伍伤兵与会。会前半月，即于全国各大报刊出通告，所有伤残均于开会日期由各省县陆续到达，甚至有自内蒙古及东北来者。自报到日起，即进住招待所，每日三餐，极为丰盛，并可凭出席证至当地影、戏院、旅社、浴室各处任意游憩。自第二日起，上午有一小时半政治课程及一小时半小组讨论，午后即自行息游。第七日起正式开会，同时邀请地方党政军首长出席。次日，依伤残年资、等级，发放慰问金（一上等兵即可领到银圆150元）。最后三日，师长胡宗南每晚必与伤残共餐；并于最后一日闭幕式中勉励全体伤残，返乡后应安分守己，服从地方长官，努力生产，作良民楷模。这种盛大的伤兵年会，其干部以为，“就是铁石心肠，也要流出不少的眼泪”，具有良好的效果：一方面鼓舞了士气，逃兵因而减少；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开拓兵源，凡第一师招兵，未及一月即可告全，退伍伤残人员在乡的宣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239]又如陈诚部第十八军军长任内，曾创办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收容本军的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240]至于在戴笠所领导的军统机构中，凡因触犯工作纪律，或背叛工作任务而被处决者，其家属则视同为工作而牺牲者的家属，予以抚恤，照顾其生活及子女的教育。据一位军统人员表示，军统人员愿意忠心追随戴笠，死而无怨，此项特殊措施为原因之一。[241]
表彰忠烈，分为褒扬、表扬、祠祀、碑坊、国葬、公葬、公祭、公宴等。抗战期间，由政府明令褒扬者，共有刘湘、张自忠等14员名，照抗战特殊忠勇官兵表扬办法，经军事委员会表扬的官兵，计有李庚星等1 854员名。[242]合于抗战殉难官民祠祀，及建立碑坊办法大纲规定的阵亡将士，经核准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共1 538员名。[243]入祀仪式隆重者如四川威远一地的部队，将阵亡将士官兵入祀当地忠烈祠时，有全体官兵、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等万余人参加。当送牌位的队伍经过市区时，家家户户均烧香燃烛、供奉祭桌、燃放鞭炮。典礼结束后，学生抬着米、棉花、猪肉、菜蔬等物，送至每位阵亡官兵家属的家中。由于仪式隆重感人，以致当场即有数十位青年要求加入部队从军。[244]国葬大典的举行，极为慎重，如1940年5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的灵柩自第五战区运回重庆，举行国葬。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率领每院、部、委首长，亲迎灵柩于江边，挥泪致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民众数千人观礼，嘉陵江、扬子江上的所有轮船、军舰均长鸣汽笛致哀。委员长并通电三军致哀。前线官兵捧诵译电，也无不热血沸腾。[245]一般的部队，则每多于驻扎较久之地，设置公墓，由部队长定期率各级官兵代表，亲往祭扫，以慰英灵。[246]战时由于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央所规定的埋葬费，无法顾及事实，金额有时尚“不足购一张草席”，[247]全靠自行张罗，举办纪念仪式，借以激励民心士气。例如1941年上高会战结束后，川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即以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修建一座忠烈祠，将阵亡、伤亡和因公死亡的官兵的名字立牌供在祠内。[248]不过也有少数部队，因埋葬费有限，且因手续关系，不能预领，而将死亡士兵草革埋葬了事，甚至有道德修养较差的部队长，将士兵随葬服装脱下，以弥补其差欠数的情事，令生者寒心。[249]
[1]何应钦：《统一与救国》，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41页；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73页。张治中在担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曾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商定，凡由铨叙厅呈报的人事任免案件，仅将将级军官部分呈核，其余均由张批“奉谕照准”字样，以减少时间上的浪费。参阅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303页。
[2]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页；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政海秘闻》，香港：致诚出版社，1966，第151页。
[3]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建军导报》第5卷第6期，1947年5月，第18页。以下各项曾被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列为1944年度的重要工作目标：第一，最小限度，将官以上的人事任免需绝对听命中央；第二，校官任免，除战区司令长官有权派代外，其他次级长官不得先行更动；第三，尉官虽军长有权更动，仍需迅速呈报。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三十三年度工作计划表》（油印本），1944，第3—4页，档号761/324，军令部档案。
[4]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陆军机械化学校庆祝十周年纪念大会专刊委员会编《陆军机械化学校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陆军机械化学校，1946，第113页。1949年，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曾对该校干部任职情形作了以下的报告：“以学生有入伍、分科、升学等阶段，而选拔干部，亦以教育进度为标准，因教育之需要，与干部员额之补充，以致调动频繁，影响任职，为使每人每职，均绝对避免黑官起见，故每一调动，必须随案呈报，且于每年清查一次，是以本校无案人员，百无一二。三十五年奉国防部颁发陆海空军人事业务职掌划分办法，本校为尉级人事掌理单位之一，除新进人员，按照规定先行呈报核准再行发布外，其余尉级人员之动态，均先呈报，未敢越权违法，此本校任职之概略情形也。”参阅关麟征：《陆军军官学校三十八年度教育行政概况报告书》（油印本），1949，档号400.7/3730，军事学校及训练班队教育案，“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
[5]长虹：《战车兵科人事观》，第112页。抗战胜利后，国军人事制度更为混乱，从绥署主任到兵团各主官均可任意委派将级官员，造成将官充斥的现象。参阅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631页。
[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国防月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第49页。
[7]1948年8月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137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第326页。
[9]陈明仁早年入军政部讲武学校第一期，后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而李明灏曾任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二人均为湖南醴陵人。参阅于翔麟：《李明灏》，刘纽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9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第72页；于翔麟：《陈明仁》，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第291页。
[10]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
[11]例如1939年11月，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福建同安人）即曾电请军政部长何应钦，将成都军校第十四期第三总队闽籍毕业生，全数派至该处（驻南平）服务，并说明闽省军队编练办法，“校官以上不分省别，尉官则当以本省籍者为有利，盖此得自然团结力及乡土荣誉心，而增强战斗力也”。参阅1939年11月4日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处长李良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电，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
[12]例如1942年4月，一位中央军校学生毕业时，所填分发志愿为“最荒凉之边疆，最危险之前线”。参阅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
[13]例如1939年，预九师师长张言传曾致电军训部：“本师下级干部甚感缺乏，敬请分发军校本校之十四期学生50名……其现在该期之学生二总队步一队李冠军……等二十三名，均与本师干部有同学、同事之谊，分发本师人地相宜，除已先电请军校先行登记外，请‘军训部’饬该校将该生等全部分发本师。”事见1939年6月24日军训部致军政部函，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其他的例子，可以参阅谭继禹：《戎马琐忆》，第70—71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6页。
[14]1939年10月13日军务司长王文宣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签呈，档号773/858，军政部档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教育会议记录》，编者印行，1939，第116页。
[15]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1月，第28页；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编《陆军军官学校校史》第4篇，凤山：陆军军官学校，1969，第388—389页。
[16]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61-563.
[17]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18]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3—5页。
[19]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0页。
[20]洪轨：《追忆胡宗南先生》，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100页；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02页。
[21]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17回。
[22]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63年元月，第100页。
[23]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第99—100页。
[24]郭大风：《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武汉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6月，第42—43页。
[25]陈素农：《回忆录》，台北：作者印行，1974，第65—66页。
[26]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0页。
[27]张鸣：《武夫专制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作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27页。关于何键军事集团干部的组成，详见刘凤翰：《何键与湖南军事演变——一个军事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93。
[28]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第138页。
[29]马五先生：《政海人物面面观》（重排本），香港：风屋书店，1987，第100—103页。
[30]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5页。
[31]John Themis Topping, “Chinese Muslim Millitarist: Ma Hongkui in Ningxia, 1933-1949,”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pp.79-80.
[32]张寄亚：《“心范会”及其他》，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96页。
[33]于翔麟：《马步芳》，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4册，第191页。
[34]青海省政协文史资料室研究组《马步芳封建军事集团的形成及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129页。马步芳统治青海的情形，详见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修订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Merrill R.Hunsberger,“Ma Pu-fang in Chinghai Province, 1931-1949.”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1977.
[35]刘一平：《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及建设概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117页。
[36]马五先生：《政海人物面面观》，第101页。
[37]如论者即曾指出，马步芳由于用人范围狭隘，因此在他的部队中，“很少有第三流以上的人才”。参阅何尔丰：《在马步芳兄弟统治下的青海》，《春秋》（台北）第8卷第2期，1968年2月，第17页。
[38]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48页。
[39]张新：《我劝降胡宗南》，《传记文学》第85卷第3期，1991年3月，第57页；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19—120页；张汝弼：《我任胡宗南人事处长的见闻》，《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2，第214—215页。值得注意的是，李铁军、袁朴、李文、丁德隆、刘戡等重要干部虽均出身黄埔一期，但均是自第六队毕业，而胡宗南则毕业于第四队。参阅刘咏尧：《热泪盈眶忆故人》，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26—227页。此外，根据一项资料显示，在胡宗南所统率的干部中，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山东及东北人次之，浙江人居第七位。参阅徐先麟：《胡先生的军人本色》，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05页。
[40]刘福祥：《“小委员长”陈诚》，王维礼编《蒋介石的文臣和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240页。
[41]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61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1页；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961年6月，第120页。
[42]此外，保荐未被接受，又常被视为有失面子而恼怒。冯玉祥即曾于一首歌谣中呼吁其部属去除此一想法： 军官于保荐，有时用不了； 无论保何人，准否不计较； 如准即欢悦，不准便恼闹； 此为恶习气，必须革除掉。 参阅冯玉祥：《抗日军官须知歌》，三户图书社，1940，第27页。
[43]艾时：《干部选拔与政工》，《军事与政治》第8卷第5期，1945年8月，第18页。
[44]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24页。
[45]王耀武：《从作人到作战》，力行季刊社，1943，第140页。
[46]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22—123页。
[47]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香港：中国史学研究会，1980，第20—21页。
[48]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89.
[49]赖慧鹏：《蒋介石与李济深明争暗斗记略》，《广东文史资料》第31辑，1981年3月，第237页。
[50]例如胡宗南1925年春天黄埔一期毕业，1927年5月升任少将副师长。参阅胡宗南上将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宗南上将年谱》，未注出版地点，1972，第15、23页。
[51]张守初：《黄埔从军记（下）》，《中外杂志》第35卷第6期，1984年6月，第122页。
[52]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1936. 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p.520. 1930年6月至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毕业，一位同学在部队中循序发展，至抗战前仅升至少校参谋，但是同期另一同学赴日留学，1933年底返国后，至炮兵学校任教官，随即升营长，至抗战前夕已升至炮兵上校团长，参阅张绪滋：《战乱余生》，台北：祥云出版社，1991，第67页。
[53]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第8页。
[54]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82页。
[55]刘国铭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第112页。
[56]Michael R.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p.40-41.
[57]根据军政部的规定，国军平时由少尉升至少将，需有17年半的停年，而按美军的停年规定，则在20年以上。参阅庞齐：《旧中国的陆军大学》，《民国档案》1989年第1期，第127页。
[58]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出版时间，第70页。
[5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60]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第70页。
[61]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7，第43页。
[62]表2-1所列各年数字虽然也包括海、空军，但是所占比例甚小，因此仍足以反映抗战前后演变的趋势。
[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39页。
[64]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
[65]张绪滋：《战乱余生》，第101页。
[66]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39、160页。
[67]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第49—50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的升迁制度，主要也是根据年资，官兵对此抱怨颇多，参阅Samuel A.Stouffer,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I,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p.273.
[68]《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第295页。
[69]例如在丁治磐的部队中，凡少校以下的职位出缺，由全军所属的各单位轮流晋升或递补，中校以上的职位出缺，始由军部决定。参阅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8页。
[70]王青亭：《半生戎马记（五）》，《山东文献》第13卷第2期，1987年9月，第66页。
[71]徐枕：《阿毛从军记》，第160页。
[72]刘一平：《傅作义部队的发展及建设概况》，第119页。
[73]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36页。
[74]庞齐：《旧中国的陆军大学》，第127页。
[75]马世弘：《马步芳与青海》，《西北》第6期，1986年4月，第57页。
[76]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1936.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520.
[77]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39—40页。
[7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第49页。
[79]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80]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9页。
[81]张纯：《七十自述（上）》，《湖南文献》第7卷第1期，1979年1月，第72页。
[82]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p.89-90.
[83]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26.in 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p.520.
[84]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4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6，第591—615页。
[85]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36页。1941年，中央军一位师长即曾指出，行伍军官“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参阅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29页。
[86]原书未见，转引自Lary, 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p.52.
[87]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八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第92页。
[88]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89]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远1941年9月30日致军令部函，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
[90]六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文，档号769/59，军令部档案。
[91]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8页；黄仁宇教授1993年1月19日与笔者私人通信。
[92]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45年3月3日致军令部训令：“自本年度起，实施部队、机关、学校上校以上人员经历调任。……关于军、师参谋长及驻外武官、陆大教官候选人员，应由该部遴选造册。”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93]例如：1945年陆军第十四军仅实施一部分的幕僚与队职互调。参阅《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94]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392页。
[95]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36页。
[96]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三十年度最高幕僚会议》，第36页。
[97]何应钦：《建国之基本问题》，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29页。
[98]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99]一项资料显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二单位，由于情形特殊，经军委会铨叙厅核准，得不实施定期任职，参阅《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第九十八次厅务会议纪录》（油印本），1945，第3页，档号773/2084，军令部档案。
[100]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35页。
[101]王青亭：《半生戎马记（六）》，《山东文献》第13卷第3期，1987年12月，第124页。
[102]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103]林蔚：《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度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工作计划》（油印本），1944，第10页，档号761/333，军政部档案。
[104]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第440页。
[105]《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106]《该部陆海空军武官联席会议规则和任职规则、人事管理会议出席名单、陆大学员招考规定》，档号769/2211，军令部档案；《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第十四次会议纪录》（油印本），1940年5月8日，第4页，档号769/110，军令部档案。
[107]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3章第3页，藏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0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82页。
[109]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0页。
[110]冯玉祥：《蒋冯书简》，第71页；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第106页；尹昔英：《张点验官对本团官兵训话》，《宪兵杂志》第1卷第3期，1948年8月，第57页。
[111]《防止逃兵办法》，侯坤宏编《役政史料》下册，台北：“国史馆”，1990，第415页；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112]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82页。
[113]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1页。
[114]韩汉英：《革命军人的人生观》，韩汉英：《韩主任讲演集》第一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1940，第138页。
[115]卓文义：《艰苦建国时期的国防军事建设——对日抗战前的军事整备》第8章，台北：台湾育英社，1984；沈怀玉：《近七十年来中国之兵役制度》，《国史馆馆刊》复刊第8期，1990年6月，第75—76页。
[116]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36—38页。
[117]杨森：《九十忆往》，台北：龙文出版社，1990，第102页。
[118]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35页。
[119]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135—136.
[120]徐乃力：《好男应当兵：对日抗战时期中国的军人力动员》，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4册，第6—9页；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161—172页。
[121]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90—91页；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165—169页。
[122]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16。
[123]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第50页。
[124]一位学者指出，世界各国军队的奖励措施，不论在质或量上，均有重军官而轻士兵的现象。参阅Richard Holmes, Acts of War: The Behavior of Men in the Battle, N.Y.: The Free Press, 1986, p.358.
[125]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7，第66页。
[126]王多年编《国民革命战史》第四部上篇第三卷，台北：黎明文化，1982，第133页；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第32—33页。
[127]徐源泉：《回忆录初稿》，《徐克成先生纪念集》，未注出版地点，1967，第30页；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43—44页。关于徐氏事迹，另可参阅沈仪永：《反共宿将徐源泉》，《畅流》第38卷第1期，1968年8月，第1—3页。
[128]宋涛：《我所知道的汤恩伯》，《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0月，第119页。
[129]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208页。
[130]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表16。
[131]《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军政部：《民国二十八年修订军政法规（第一辑）》，未注出版时地，军法类，第1页。
[132]《中华民国战时军律补充条文》，全文共二条：“第一条：部队长未奉命令擅自离开部属，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发生事变或贻误军机者死刑。第二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冒领、浮领或浮报军实者，死刑或无期徒刑。”军政部：《民国二十八年修订军政法规（第一辑）》，军法类。
[133]毛磊、刘继增、袁继成、杨存厚：《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第141—142页。
[13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第632页。
[135]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2年8月12日致军令部电，极机密，档号769/2493，军令部档案。
[136]路家榜、吴敬模编《薛岳抗战手稿》，未标明出版地点，1948，第88、100页。
[137]厉尔康：《何成濬的二三事》，《湖北文史资料》第25辑，1988，第26页。
[138]宁墨公：《军事第一——正权》，《建军导报》第1卷第4期，1944年10月，第16页。
[139]Kalyagin, Along Alien Roads, N.Y.,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83, pp.30-31.
[140]关于李服膺的被处死，可参阅庞小侠：《太和岭口见闻和李服膺之死》，《山西文史资料》第22辑，1982年5月，第110—112页；Donald G.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62.另有一些资料指出，太原会战不力的将领实不止李服膺一人，李不过是代罪羔羊而已。参阅贾廷诗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233页；陈存恭访问，陈美惠纪录：《赵正楷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146页。
[141]关于韩复榘的被处死，可参阅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1960年12月，第59—67页；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99—109页。
[142]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第10页；何成濬：《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34页。
[143]蒋介石对于贪污舞弊至为痛恨，一听到有贪污事件，便立即亲下手谕，将涉嫌之人交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扣押，严加审讯。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以委员长特别重视贪污案件，对于此类案件，例不敢擅自主张，仅拟具意见签请核示。根据一位委员长侍从参谋的回忆，“我们在参谋室，每次看见何总监来谒，大家都会直觉地意味是为了怎么一回事。当何总监退出时，如果他的面部表情紧张，我们便知道是委员长对贪官污吏又作了一次最严厉的制裁了。果然，第二天或第三天重庆的报纸，就会赫然刊登着枪决贪污人犯的新闻。”参阅士心：《委员长侍从室服务记往（中）》，《春秋》（香港）第125期，1962年9月，第3页。
[144]例如1943年，军训部次长兼代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士毅和校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蓝腾蛟，以组织校阅委员会干部家属，从事纺织、调剂生活的名义，利用公款向物资管理局套购了一批棉纱，案发后二人互推责任。当时军训部长白崇禧袒护刘士毅，将蓝腾蛟移送军法总监部审理，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为蓝的同乡，遂准予蓝保释，并派法官携案至军训部面讯刘士毅。最后刘被判处徒刑二年。白崇禧闻讯，立即持案向委员长说情，获蒋批示“缓刑”。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不但刘士毅的二年徒刑已随军训部的结束而不了了之，并且获任白崇禧的国防部次长。参阅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7月，第421—412页。
[145]何庆华：《忆双亲》，《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4页。
[146]《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27页。
[147]1941年2月，蒋委员长曾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说：“予党政军之辅佐人员中，百分之七十皆为予旧日之敌人，并有数人曾叛变三次之多……盖予之政策，但求彼等有一技之长者，能忠于国家、忠于主义，仍可不计恩怨，引用其人。左倾人物，亦不例外，已有多人在政府服务矣。”参阅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69页。
[148]江上清：《“陈胡汤”中的汤恩伯》，第146—147页。
[149]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35页。
[150]宋涛：《我所认识的汤恩伯》，《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0月，第120页。
[151]李汉魂：《梦回集》，《艺文志》第118期，1975年7月，第36页。郑殿起：《归德失守及黄杰被撤职查办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157页；宋希濂：《兰封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1962年6月，第167页；陈谦平：《豫东会战述论》，江苏省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史事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37页。
[152]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第114—115页；程思远：《政海秘辛》，香港：南粤出版社，1988，第152页。
[153]例如1944年，汤恩伯因中原会战战败，丁治磐因桂南会战战败，均受到撤职留任的惩戒。参阅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83回；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82页。
[154]何应钦：《军政十五年》，附表17。
[155]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9，第259页。
[156]国民参政会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史料》，台北：国民参政会在台历届参政员联谊会，1962，第463页。
[157]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42页。各部队中、下级干部，由于不明法令，对于所属官兵犯罪或盗匪，往往不问罪行，擅行枪杀，军法人员多不以为然。参阅军法执行总监部：《军事委员会第二次军法会议提案决议汇报表》，第82页，档号769/2251，军令部档案。
[15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20页。根据《陆海空军惩罚法》，惩罚的宣告和实施，均采用公开方式。1930年10月19日公布的《陆海空军惩罚法》第1章第8条：“宣告惩罚，应公示于所属部队中。”第9条：“宣告惩罚时，应使受罚者之直属上官及其同等级以上者陪列。”第10条：“在惩罚执行终了时，应集合受罚者之直属上官及其同等级以上者，使受罚者对之陈述悛改之誓词。”参阅《陆海空军惩罚法》，《国民政府公报》第594号，1930年10月9日，第2—3页；姚骧：《陆海空军惩罚令释义》，世界书局，1931，第12—15页。
[159]Holmes, Acts of War, pp.336-337.
[160]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p.36.
[161]Holmes, Acts of War, pp.336-337.
[162]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第95页。
[163]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6页。
[164]“该部关于各军事机关部队参谋考成比较表及来往文件”，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亚韩：《从无职军官佐安置谈到国军人事改进问题》，第5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军官的考绩制度也颇为人所诟病。绝大多数军官的考绩均被评为“卓越”（superior）或“极佳”（excellent），以至于若被评为“非常令人满意”（very satisfactory）即有碍于升迁。参阅Stouffcr, The American Soldier, Vol.I.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p.271.
[165]胡德华：《孙立人练兵统驭模式及对中国抗日剿匪贡献经纬》，李敖编《孙立人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第32页。
[166]朱文伯：《七十回忆》，台北：民主潮社，1973，第77页。
[167]宋瑞珂：《陈诚及其军事集团的兴起与没落》，第47页。
[168]例如傅作义的部队，直至抗战后期，仍是采取委任经理制。参阅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2页。
[169]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68页。
[170]胡德华：《孙立人练兵统驭模式及对中国抗日剿匪贡献经纬》，李敖编《孙立人研究》，第33页。
[171]沈云龙访问，林能士、蓝旭男纪录：《凌鸿勋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第104页。
[17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48页。
[173]沈从文：《顾问官》，《沈从文文集》第六卷，香港：三联书店，1983，第209页。
[174]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259—260页。
[175]A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358.
[176]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8, chap.3；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 1937-1945, chap.11. 战时大学教授所受通货膨胀影响，另可参阅胡国台：《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品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第462—464页。
[177]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
[178]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延安时期》，台北：编者印行，1965，第420页。
[179]徐多楠：《军职人员之给予问题》，《陆军经理杂志》第2卷第5期，1941年5月，第56页。自国民政府成立后，军官职的俸给，一般即较文官为低，较海关、邮政、盐务等机关，或国营事业从业人员的俸给，相差尤远。参阅陈之迈：《中国政府》，第219页。
[180]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181]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422页。
[18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95页。
[183]刘凌云：《征尘作育五十年》，《山东文献》第17卷第3期，1991年12月，第30页。
[184]连战：《圆圈里的顽童》，《中央日报》1989年1月12日第16版。
[185]徐芳：《追思与怀念》，《陆军上将徐培根先生纪念集》，未注出版者，1992，第124页。
[186]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79页。
[187]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如1944年远征军及知识分子从军征集期间，其伙食费每月为2 100元，当时普通士兵每月副食费则仅有190元。前者每餐可以四菜一汤，后者则每日几乎连青菜都吃不上，两者相比，悬殊过甚。参阅冯玉祥：《蒋冯书简》，第136页。
[188]蒋介石：《对黄山整军会议审查修正各案之训示》，《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8，第192页。
[189]Coox, “Thc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38.
[190]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232页。
[191]谭继禹：《戎马琐忆》，第94页。
[19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61页。
[193]胡宗南上将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宗南上将年谱》，第144页。
[194]江良能：《军中卫生》，商务印书馆，1945，第52页。
[195]Eastman,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p.141. 1944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一次会议中指出，“照现行主食与副食定量计算，国军每日每人所得热量（卡路里）为3 057，比之英国军队3 800、美国军队3 615，自然不及；但比之日本军队2 980，则又稍好。故官兵所得主食、副食，如能确实如数得到，最低限度之营养，尚能维持。”参阅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604页。但是各方面的调查，则证实国军的膳食有以下缺点：总热量不足，不能维持士兵的体力和健康；脂肪不足，蛋白质既少且劣，不能维持生理上的需要；烹饪法不良，各种营养素及矿物质遭遗弃或损坏，以致发生营养不良的疾病。参阅万昕：《战时军队营养补救办法》，军医学校陆军营养研究所，1943，第1页。
[196]Tsai Chiao, “Problems of Nutrition in Present-Day China,” in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cd., Voices from Unoccupied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p.17.
[197]“Pay and Allowances of the Chinese Army,” Enclosure to despatch no.1927 dated December 18，1943.from the Embassy at Chungking.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0-1944, Reel 30, p.422.
[198]根据一项针对清华学校1924—1926级（高三到大一）学生154人，所作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对于各种职业的兴趣依序为：公司经理、社会改革者、工程师、农家、教员、教育行政者、学术研究者、著作家、银行家、军官、美术家、官吏、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律师、秘书、青年会服务者。参阅庄泽宣、侯厚培：《清华学生对于各学科及各职业兴趣的统计》，《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24年12月，第297页。
[199]杨大成：《建军刍议》，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荣誉第二师政治部，1946，第57页。
[200]胡宗南上将年谱编纂委员会编《胡宗南上将年谱》，第144页。
[201]徐多楠：《军职人员之给予问题》，《陆军经理杂志》第2卷第5期，1941年5月，第58页。
[202]徐多楠：《军职人员之给予问题》，第56页。
[203]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13—314页。
[204]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金陵书画社，1983，第7页。根据一位中级军官的描述，吃空可分为两种：“吃空缺有大吃、小吃之分，军、师长的大吃，可以将编制上整营、整连的兵官‘通杀’，每月粮饷照领，实际上有名册而无官兵，领来的薪饷、主副食费，都上了主管官的荷包。这种无法无天的大吃空缺，直到军需独立之后，才逐渐改善。小吃是一个连少十个、八个士兵，这十个、八个，连长占几个，营长占几个；团长又可在团部的官兵上面吃。”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51页。
[205]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台北：王曲十七期同学会，1990，第96—97页。
[206]李润沂：《我所认识的胡宗南先生》，《革命人物志》第11辑，第18页。
[207]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84回。
[208]汪雨辰：《革命军人——胡宗南上将》，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90页。
[209]李元平：《俞大维传》，台中：台湾日报社，1992，第58页。
[210]汤恩伯：《认清缺点，痛切改正——中原会战的检讨（二）》，汤故上将恩伯逝世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编《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99页；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05回。
[211]罗毓凤：《我与孙连仲将军》，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台北：孙仿鲁先生九秩华诞筹备委员会，1981，第341页。根据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的统计，至1944年止，国军共有53个单位创办眷属工厂，从事简易手工业生产。参阅国军政工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军政工史编》，台北：“国防部”总政战部，1960，第1004—1005页。
[212]潘瑞征：《关于傅作义将军重视军队经理工作的一些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第261页。
[213]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105回。
[214]汤恩伯：《认清缺点，痛切改正——中原会战的检讨（二）》，第99页。
[215]戴笠1944年11月3日致参谋总长何应钦函，档号769/2508，军令部档案。
[216]《国民政府公报》第424号，1941年12月20日，第10页。
[217]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40页。
[218]何志浩：《国防与兵役论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第163—164页。
[219]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165页。
[220]戴高翔：《抗日战争之兵役》，《高翔文存》，台北：川康渝文物馆，1983，第78页。
[221]《国民政府公报》第1464号，1934年6月16日，第6—9页。
[222]《国民政府公报》第1679号，1935年3月2日，第4页。
[223]沈怀玉：《军职制度》，第546—547页。
[224]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2l页。
[225]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6页。
[226]成本俊：《国防建设与军事人事》，第50页。
[227]何庆华：《忆双亲》，《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35页。
[228]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322页。
[229]孙景贤1943年11月25日致军令部长何应钦签呈，档号769/177，军令部档案。
[230]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46页。
[231]刘雨卿：《生活回忆》，《四川文献》第41期，1966年1月，第17页。
[232]王伯骧：《仿公德范记述》，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259页。
[233]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3页。
[234]《本会第一处三年来重要业务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册》，出版地点不详，1941，第79—80页。
[235]宋尚春：《怎样使受恤人早沾实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成立之三周年纪念册》，第31—32页。
[236]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3页。
[237]《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167页。
[238]张儒和：《抗战胜利前后（下）》，《中外杂志》第35卷第5期，1984年5月，第104页。
[239]王宇君：《悼宗公，忆往事》，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17—18页；李少陵：《胡将军轶事》，《宗南先生纪念集》，第49页；李润沂：《我所认识的胡宗南先生》，《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18页；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第492页。
[240]孙宅巍：《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50页。
[241]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86—187页；吴智新：《军统见闻点滴》，《传记文学》第61卷第4期，1992年10月，第79页。
[242]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5页。另一项略为不同的统计数字，参阅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附录17。
[243]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135页。
[244]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第168—169页。
[245]李致远：《张自忠将军殉国与荣哀》，《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1990年4月，第126—127页；鲁弓长：《生命余晖》，未注出版地点，1980，第191页。
[246]徐枕：《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第97页。
[247]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407页。
[248]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13页。
[249]《该部军事机关参谋人员任免和参谋长定期报告书来往文电》，档号768/111，军令部档案。至于在华的日军，抗战初期对于在阵地死亡的尸骸和重伤的官兵，一定抬救回去，否则即视为不祥。抗战中期以后，对此虽无法完全做到，但是每次退却时仍设招魂祭，由司令官亲捧灵牌诚敬拜祭，然后退走。参阅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开幕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248—249页；张拓芜：《代马输卒续记》，第181页。
第三章 陆军的训练与教育
1935年，军政部长何应钦前往华北校阅河北、山东、山西各省的部队，其后又视察步、骑、炮、工、辎各兵科学校，以及航空学校、防空学校、电雷学校、宪兵团、教导总队等，结果发现“有一部分的部队和学校，对于军队教育的目的，还没有充分明了。譬如我到各省去检阅时，希望看一看班、排、连的战斗教练，射击演习，以及士兵的战斗动作。但是各部队所给我看的，大半是制式教练和操演大刀、拳术等等。及叫他们演习战斗教练，实施射击演习和班以下的各种小动作，可以说十分之七八都很生疏，甚至有完全不懂的，足见他们官长和士兵平日都疏怱了军队教育之目的。”[1]
抗战前，军队教育仅注重讲堂及操场制式教育，学校教育也是以教程为主，偏重理论，对于连以下的小动作及典范令，一向不甚重视。抗战初期，国军战略即决定以持久抗战为原则，但因战术和战斗技术太差，加以步、炮不协同，陆、空不联络，致使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缺失，明显的是由于过去教育没有注意所致。[2]
抗战时期，国军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即是在这种基线上开始的。军队以战斗为主，而战斗以获胜为目的，然而如何才可以获胜，则在综合有形、无形上的各种战斗要素，而善加发挥。所谓有形、无形各种战斗要素，原包括编制、装备、训练与运用四项，四者之优劣既分，则敌我的胜负自判。但四者之中，又以训练为基础，因为训练不良，则编制虽佳，必然使用不灵；装备虽良，也难发挥威力；战略、战术运用虽当，而执行者不能符合指挥官的意图，终必影响整个战局。因此研究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实为了解其战力的首要工作。
关于此一问题，近人仅作过初步的研究，[3]所用资料主要为何应钦所著《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一书。本章拟探讨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检讨其所面临的困难，并对其成效加以评估。由于篇幅的限制，本章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军官养成教育、召集教育及部队训练，至于精神教育和深造教育均不在讨论之列。
本章所用资料，主要为抗战时期的军方出版品和档案、军界人士的言论和回忆录，并辅以外国档案和回忆录。以上各类史料主要藏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一 外部环境
影响战时中国军事教育和训练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的不统一、外国力量的介入和战乱的影响三项。
（一）政治的不统一
自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以后，革命势力日增，各军于所到之处，每设立军校，如武汉、长沙、广西，均有分校设立。由于教育计划未能一致，以致造成各分校的程度不齐、各军长官视各分校为其势力范围等弊端。[4]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8年公布的《裁兵建国宣传大纲》，对于当时军事教育的不统一，即有以下的描述：
现在兵多如鲫，自立军事教育机关，遍地皆是，所以训练庞杂，自成系统，致中央训练出来的人才，几无插足置身的余地，而一般官兵除开其所隶属的部队而外，几不复知有国家、人民，中央自然是等闲视之了！[5]
1928年10月，中央禁止各军自行设立军事学校，但是各军仍依本身历史关系，有的恢复原用的讲武堂、军官传习所名称，有的则改称教导团，继续存在。[6]全国统一后，军队应属中央统辖，但是地域色彩依然浓厚，各军编制不一、装备不同，训练方法也不一致。在编制上，如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军也各自有其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在中央直接统辖的军队，也因为历史渊源的不同，而有两三种的编制。这种不统一的现象，对于军队的训练自然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训练方法上，战前各地部队，有的采用1930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采用1935年的操典来作教育、训练的标准，有的甚至对中央颁布的典范令莫名其妙，仍是依赖着一点实战的经验来实施教育训练。又因为过去军官教育机关的不统一，各部队的干部也多自成系统，以如此极不统一的训练教育出来的军队，其不能合乎现代战争的需要是毫无疑问的。[7]
抗战爆发之初，国军在精神上已能统一起来，但是在形势上仍未能做到。军分校之间的制度、经理、教材等问题，还是没有统一，各校学生互存歧视，各部队仍是自行养成干部。[8]自军训部成立后，致力推动教育机构的统一，在中央军校各分校教育的标准化上，颇具成效。自1940年以后，校本部和各分校，不论在教材、教案及实施方法等，均属一致。[9]但是在各地方部队军事教育训练的中央化上，障碍仍多，如军训部对于整训部队，制颁有战时整训部队教育纲领，明白规定军官教育及士兵教育，令饬遵照实施。但是仍有部分部队未能遵照实施；[10]部分部队仍旧纷纷设立教育机构，各行其是。如阎锡山自抗战爆发后，即在山西陆续设立山西军事干部学校、第二战区天才军官学校、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等教育机构，并自兼校长或团长。[11]各地所设教育机构中，又有被作为派系斗争工具者，如有人即认为1941年白崇禧在兰州设立陆军步兵学校西北分校，乃是为了拉拢“二马”（马步芳和马鸿逵），对抗胡宗南在西北的势力。[12]凡此种种，均有碍事权的统一，造成军事教育系统的紊乱。
（二）外国力量的介入
战时对于中国陆军的教育和训练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士，乃是抗战初期的苏联军事顾问和末期的美国军事顾问。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除了派出大批志愿空军来华直接参加战斗外，并且于1938年夏天派列潘诺夫（A.I.Cherepanov）为总顾问，率领一个由21名高级军官所组成的军事代表团来华，担任军事委员会及炮兵、工兵、防空兵、侦察兵、装甲、通讯等兵种的顾问。另外，在陈诚、汤恩伯等作战部队中也设有苏联顾问。除了苏联志愿空军外，苏联军事顾问最大的贡献即为装备与训练了杜聿明的第五军。该军在昆仑关战役与入缅作战中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3]
1941年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租借法案后，美政府遂组成一军事顾问团，于是年11月到达中国，负责装备及训练中国新军。中国陆军中最先获得适量美援者，为驻印军。1942年5月，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部分向印度撤退，8月3日抵达印度东境列多后即行整编，换发美械装备，并由美军设立各种班次予以训练。1944年4月，为扩张缅北攻势初期胜利的战果，国军第十四师及五十师又自云南由美方空运，赴印度苏克瑞丁空军基地，于重获美械装备后，即加入胡康河谷的战斗。计前后在印度换装及训练的主要部队，为五个步兵师、七个战车营及其他特种部队。
国军部队初期因输入的租借装备为数甚少，仅有少数单位能作局部的换装，重型装备尤感缺乏。至1945年春季中印公路及油管铺设完成，驼峰空运量也大为增加，美国租借物资输入的吨位随之提高，方使国军准备反攻的步兵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得以开始装备。凡受美械装备的部队，均经美方派遣军官，先后在桂林、昆明两地协助训练，迅速提高战力。[14]除了新式武器知识的传授外，美籍教官的工作热忱和五段式教学法（准备、讲解、示范、实施、测验）也使受教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5]
国军的教育及训练，虽然由于外国的协助而获得直接、间接的利益，但是同时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第一，由于学习对象经常改变，造成装备种类的纷杂，因而不利于教育训练的推动。中国于战前既不能自行大量生产武器，也不能向外国大量购买装备，[16]因此装备极不统一。以时代分，远至千年以前的长矛、大刀，近至欧战后所流行的自动步枪、高射炮，无不兼用并备；以制造地分，武器有日造、德造、法造、奥造、瑞士造、中国造等，可谓集中外古今之大成。[17]抗战爆发后，所需军火除靠自己生产外，尚需自国外大量输入，输入国包括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捷克等。[18]因此国军的装备，仍然无法划一自主，而成为世界新旧武器的陈列馆。各种武器装备的来源不一，特性、效能即不一致，教育训练自然大受影响。
第二，各国的战术原则及训练法则，均依其本国国民的素质、预想敌国、预想战场及编制装备等而不同。中国自有特殊的国情与特殊的环境，应有适合于国军特质所需要的战术原则与典范令，方能统一战术思想与训练方式。但是国军由于效法对象经常改变，以致战术思想和训练方式纷繁复杂。如在广东时期，读日本典范令、操俄国操、仿俄国编制；南京时期，中央军校习德式、步兵学校习日式，训练总监颁布部队使用的操典近日式，陆大研究战术，有以战斗纲要为依据者，有以德国军队指挥纲要为依据者。抗战爆发后，仍用日本典范令和教程，又混用俄国和美国的战术和编制。战争末期，驻滇及桂林干部训练班，又全采美式。[19]其他各种教程也多来路不齐，军用名词翻译各异，战前国军使用的日译典范令甚至被出身日本士官的徐复观指为“错得一塌糊涂”。[20]抗战爆发后，各军事学校虽逐渐遵循军训部所颁布的典范令，但是以往军校各期毕业的学生，在校时所学习者各有不同，则在部队所施行的教育，自然也是各异其趣。
1950年元月，革命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叶锟奉主任蒋介石之命，对“剿共”战术提供意见。关于军事教育部分，叶曾提出以下的意见：
共匪自江西以来，因为兵员缺乏，武器窳劣，谈不上军事科学，故以我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为基本思想，讲求奇正虚实，讲求运用变化，寓生活于战斗，寓训练于战场，翻陈出新，千锤百炼，狡诡虞诈，神出鬼没，极尽战争艺术化之能事。故其战术思想是基于军事哲学反复实践而形成统一的一套。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于是学德国、学日本、学苏俄、学美国，东抄西袭，各鸣其是，头脑先入主观，门户各不相下，对外国的军事科学未得皮毛，反将自己的传统的军事哲学抛弃无遗，逐渐变成死的训练、死的指挥、死的战法，而无战术思想可言。[21]
蒋主任在听取上段意见后表示：
叶同志上列的意见，大都正确。不过他说：“我军则以军事科学为军官学校训练的范本”一语，这个“军事科学”一词，为我们军事教育的范本，实在愧不敢当。老实说，我们过去二十余年的军事教育，实在只注意到世界各国军事教育的形式和皮毛，而并未讲究军事科学，更谈不到军事科学化。[22]
以上两段谈话，充分显现了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向外国学习，所造成的依赖性格，及其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战乱的影响
抗战时期，各军事教育机构经费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使得教育的品质无法提升，唯各单位每多能开源节流，在艰困的环境下勉力维持，实属难能可贵。例如炮兵学校在战前时期，凡由德国购置的新式火炮，均先由该校训练，以致器材集中，人才集中，可谓极盛时期。抗战爆发后，仍将优良装备及优秀人才，编为若干独立炮兵团，以支援作战。校址后由南京迁至贵州都匀，不仅校舍和教育设施简陋，且器材、零件均极缺乏，尤以炮弹缺乏为甚。由于缺乏炮弹，平时教育不敢用实弹射击，而改用内膛枪射击；缺乏骡马，乃于战斗演习时向附近其他单位借用马匹，但是也只能装备山炮兵一营而已，其余野炮兵营在教练时竟用木马、木炮代替。[23]又如机械化学校因教育消耗费（包括燃料、材料、工具等的购置）金额巨大，以致每月经费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而学校教育则仍然维持平时状况。所能维持者，全赖抗战初期抢购积存的油料补贴。至于教职人员的生活，在抗战初起时尚可勉强维持，至战事延长，物价上涨甚剧，薪饷不能随之调整，人员生活日益困苦。至1940年，生活费用益高，每人薪饷仅能维持个人生活，有眷属的人员均不能安心服务。校方遂利用学校制造工厂多余的机力、人力，为各部队代造机器，借得出品盈余，补助教职人员生活。[24]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41年中央军校第六分校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副食费并未按物价指数增加而调整，因此官生伙食日劣，普遍有营养不良现象，甚至有患夜盲症者。校方会计部门虽向西南军需局陈述，格于规定，无法例外，主任黄杰乃自家乡长沙运来食米二百石，并将个人所有可变卖之物，悉送拍卖行出售，得价以供学校周转之用。[25]学校财政困窘，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各部队，由于编制相对大，战时每个师的缺额，少则两千名，多则三千名，节余必多，即移用他项经费于教育，也颇为便利。1942年夏，军训部长兼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校阅长江以北各部队、学校后，感于部队中教育设备的欠缺，曾报请参谋总长由军政部通令遵照，准动支结余经费三分之一作教育设备，部队的教育训练经费乃更形充裕。如第一军即将其结余经费均尽量用作教育设备及补充骡马，支用金额达一百五十余万元，凡步兵学校及扎佐演习场所有的教育设备，一应俱全。[26]又如第五战区各军训团的设施，即均较战区内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健全充实。[27]
军事学校既为干部的养成所，在各种设备方面，以须要使学生超先学习，凡是部队将要装备的武器或器材，应先拨发学校实习，然后再配赋部队。[28]但是抗战后期由外国购入的新武器，军政部应乎前方作战的需要，将此种新武器尽量发给部队，教育机关反未发给。如罗列主持的军校第八分校，机枪是木制的；胡竞先作骑兵学校教育长时，连马枪都没有，所用的是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骑科学生穿的是短裤，也没有马靴。[29]新式武器，学生在校时未经研习，分发至部队后自然不知使用，部队长官遂对学生每感失望，甚至加以轻视。此种新式武器，干部既不熟知使用方法，士兵无人教导，作战时即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甚至故障百出，而加速其损坏。[30]
战乱对于军队教育训练的另一项影响，则为其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国军在过去参与内战时，只知一味盲冲，所用者大都是步枪交绥，而绝无重兵器及研究各种工事等。至抗战爆发后所见者，敌军动辄以陆、海、空协同，求速战速决，而我等对之，宜如何注重于阵地战、消耗、疏散、工事、伪装及纵深配备等。此不但以前未曾学习，有些甚至连名词也是第一次听到。更以为奇者，以前内战时，在战场上只分为前线与预备队，当前线被敌突破或伤亡过重时，即以预备队增援或补充，死伤只限于前线；但是现在对日抗战则绝不相同，有前线尚未遭到损失，而预备队已遭敌机炸弹及大炮牺牲殆尽者。[31]实系平日教育训练墨守成规，官兵未能吸收现代军事常识所致。
二 养成教育与召集教育
军、分各校均系办理养成教育为主，各兵科学校则以办理本兵科召集教育为主，但为适应事实需要，也有兼办养成教育的。现将战时陆军的养成和召集教育，分别检讨如下。
（一）养成教育
战前陆军军官教育，共分为入伍生教育及学生教育两部分。入伍生教育，复分为一般教育、分科教育及分发各部队实习，共需时一年六个月。学生教育期间为两年，按各兵科分别施行本兵科教育，以完成初级军官应修得的学术、技能为主旨。中央军校所造就的学生，在第十一期以前，均照此办理。至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区各部队干部的补充，对于各兵科初级军官教育，势不得不加以缩短，迅速养成补充军官，以适应作战部队的需要。故此项教育的主旨，以减少理论、删节学科，而采取重点教育为原则，于术科（如战斗演习、射击实施、工事实施、新兵器的使用、步炮空作战的联合演习等）使用较多的时间。[32]此为异于平时教育的大概，以下拟从教育行政、课程、师资、成效等方面，一一加以检讨。
1. 教育行政
教育行政上的主要缺点为教育系统未确立。中央军校和各兵科学校训练的对象，缺乏合理的区分，军校有各兵科的学生，而各兵科学校也有各该兵科的学生；军校有高教班，而各兵科学校也有学员队，如此教育既缺乏一贯的系统，人力、物力也不经济。另一方面，又缺乏军士学校的设立。军士对于部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各国对军士的养成，均极为注意。近代中国各部队中的军士，多由老兵升充，间或有由各部队自行训练者，但因缺乏学校正规教育，不仅素质难求优良，即地位也不为人重视，故真正合格的军士，实属凤毛麟角；即或有之，也早已升为军官。如此不仅影响部队的战力，也影响军官的体系。白崇禧于军训部长任内，曾建议设立军士学校，建立职业军士制度，但是军政部以需增加预算而反对。[33]
2. 课程
（1）未完全符合实际需要。初级军官教育的目的，不外乎养成带兵、练兵和用兵的基本能力，但是军校对于练兵、用兵的方法固然不厌其详，而带兵的方法，即领导统御的方法，则未加重视，所以初出校门，到了部队，第一受人批评的，即是不会带兵；不会带兵，则练兵、用兵即无基础。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汉口召开的军事教育会议上，对此项缺失即有以下的批评：
我们学校教育的实施，各级主管人员除就其职责范围分别授予学生各科学、术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并指挥其生活、行动与思想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施行实际管理的教育。要使一般学生人人都具备管理一切“人”、“事”、“物”、“地”、“时”等知能，能够将他平日在校所学的东西，充分地用之于实际，见之于事功。现在我们各军事学校教育对此毫不注重，以致一般学生毕业出校服务，不知如何带兵，亦不知如何办事，结果以一个军校三年毕业的学生，论办事能力与经验，尚不及部队里一个老练的士兵……这就是我们教育人员平日没有负责教他们以实际管理的知能的缘故。以后必须认真改进，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培养学生实际管理事物的能力，不仅要教他以理论、教他以方法，还要教他以管理的精神，更要随时督促其实习与磨炼，如营房之警戒，内务之整洁，经理、卫生之实施，行政指挥之实习，各种实际常识，都要切实灌输。[34]
（2）各兵科技术教育不足，各兵科战术教育尤感缺乏。例如中央军校十七期步科学生（1942年4月毕业），在校期间各项重兵器的训练，仅各一月；实弹射击，仅有迫击炮一次，其余时间，不过操作而已。[35]如此养成的军官，谓即可指挥本兵科的单位发挥战斗力量，其谁可信？
（3）战术教育不重应用。战争胜利的因素，除各项客观条件如装备、编制、士气、技能外，全视指挥的得宜与否，欲求于情况复杂、变化莫测的实战中指挥得宜，全在指挥官有锐利的判断能力，迅速作适宜的决心，而行合理的处置，因此战术教育，应以培养上述三项能力为主要目的。其方法在于常作各种方法的战术作业，而非熟读教材和原则所能为功。再以军校十七期学生所受训练为例：六个月的入伍教育期中，有典范令及四大教程（战术、筑城、地形、兵器）择要的讲授；三个月的正科教育期中，有操典的讲授；九个月的毕生教育期中，每星期有战术八小时。讲授战术教程，教官由队长兼任，固符管教合一的宗旨，但是所用的讲授方法，仍然不外乎发讲义、抄笔记；战术作业，四星期才得一想定。现地战术，仅作四想定，其效果可想而知。一位军事教育工作者曾以一般防御要领，考问十个该期学生，结果竟无一人能作圆满解答。[36]无怪有人戏称，国军干部中“战术修养最好的，正就是在战场上用兵时常打败仗的”。[37]
（4）教授进度配当上的不联系。草拟计划者常闭门造车，学科如应用战术，已开始教图上作业，但地形课尚未授地图读解、要图调制；又如战术，已教至对敌阵攻击，筑城课则尚未开始阵地编成。术科也是如此。教官已实施班攻击对障碍物破坏，但学生还不知道障碍物为何物，破坏方法如何作；再如夜间演习假设能和当日情况配合，收效必宏，但是往往一般战斗教练已进至特种地形战斗，而夜间演习尚未教至班的攻击，诸如此类，使学生用时莫有学，学时无所用。[38]
3. 师资与教材
（1）办教育者不受重视。战时部队军官升迁快速，教育军官则否，于是优秀军官多集中于部队，存留于教育机关者，仅其残余，致使教育工作不受重视；部队军官作战成绩欠佳者，多以之调教育机关服务，更增长视办教育为落伍的风气。[39]教育军官既被大家看不起，认为是没有出息，于是他自己也心存此种观念，认为自己的前途无望，因而自暴自弃，不再求上进。这种观念不打破，军事教育实难以改进。[40]
（2）学校与部队人事不对流。教育军官和部队军官的待遇差距既大，双方隔阂自深，于是部队军官不屑办教育，教育军官无法入部队，教育与部队于是脱节。[41]1939年，俄国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 Kalyagin）于参观中央军校时，即发现该校教官多缺乏实战经验。[42]
（3）学、术科人事不协同。战时各军校的教育，大概学科系由各组专任教官担任，术科除特种作业外，均由队职官长兼任。教官直隶教育处，队职则按编制，各隶于队、大队、总队、校部。教育配当，由总队主其事，因隶属的不同，两者极少协同。加以教育的执行，通常以队为单位，而队职官长和任该队课目的教官，更不相谋。一位教官即认为，如射击教练时，兵器教官应列席；战斗教练时，战术教官和筑城、地形等相关课目的教官，均应到场。但是实际上，双方连彼此进度均互不相知，岂能要求共同主持，如此何能做到“学科是术科的准备，术科是学科的应用”呢？[43]
（4）教材落伍。战前即已有人指出，中央军校及其他初级军官学校（军士队及速成者不在此例）所用军事书籍，其编纂体系、内容材料，多属前清旧著，虽稍增机关枪、步兵炮、坦克车、飞机等，也不过是就简增纂，无大改革，不但不合于用，且体系不清，学者不易入其堂奥；材料又多重复，有浪费时间，而无良好成效之病；甚至应有者不有，而不应有者反以充其篇幅。[44]军训部成立后，设有军学编译处负责审核各军、分校、兵科学校所用教程，及各种军用图书图表，私人有关军事方面的著译也需经过送部审核后才准印行。此外，军学编译处也从事译印外国兵学新知，[45]但是成绩似乎均极为有限。战时一位外籍军事观察家至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校长刘仲荻）参观，认为该校所授课程已落伍。[46]以善战闻名的黄埔将领关麟征1947年7月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鉴于许多教程还是“欧战以前的陈本，不合现在需要”，乃修编各种教程。[47]
4. 成效评估
中国近代由于军队日益庞大，各军事教育机构一直无法培养出足够的军官。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军部队。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校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一般认为素质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一万零七百三十一人。[49]抗战爆发后，初期基层军官补充率极大，如淞沪战役中委员长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战场，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伤亡惨重，一役即丧失初级军官达万名，[50]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约需养成初级干部四万五千人。由于干部补充人数需求激增，而战时军人生活较苦，军校招生困难，遂不得不降低报考标准。战前规定需高中毕业，自1937年起降为初中，[51]以初中肄业程度入学者也不乏其人。[52]一些较需专门知识的兵科学校，需要高中毕业程度始能接受学理，招生即十分困难。[53]中央军校战前由于军人待遇良好，报名人多，录取颇为不易，如1935年第十二期招考新生，各考区报名人数达万余人，经复试录取者仅约百分之七强。[54]抗战爆发后由于招收人数大增，录取率自然也随之升高。据一项资料显示，1940年第六分校第十七期十七总队招生，共有1 500人报考，经复试录取者近1 300人。[55]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了降低报名资格外，又将教育期限缩短。战时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学生在校修业时间，包括入伍训练在内，最长的为两年七个月，最短的则只有九个月不到。此外，战时由于经费、设备缺乏，影响学习效果，又缺乏严格的淘汰制度，[56]学生的素质自然下降。不过战时军校教育较重视战技的训练，是为较战前进步之处，如1941年，参谋总长何应钦巡视西北，对于所见军校即有以下的评论：
现在学校教育与战前比较言之，战前期间为三年，器材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为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优良；抗战以来，因下级干部之补充，需要迫切，以致时间、器材、教育干部，均感不足，而学生素质亦不如战前一般良好，而战前学校教育以教程为主，侧重于理论一面，忽略了典范令之研究，小动作殊欠熟习，学生毕业后，到部队教练士兵，形成战斗技术太差，现在军校教育以典范令为主，要求确实了解，注重实际运用。[57]
自武汉会战后，由于国军战略、战术的改变，加以日军南进之后，兵力相对减少，因此部队伤亡率降低。由于军官补充的需求降低，军训部乃将军官养成教育期限，自十七期起延长为一年半。1943年，该部更派员分赴军、分各校及入伍生团，加以甄试，不及格的学生则分别降期、转学或开除；并成立补足教育班，将从前肄业未满一年半的短期生召回军、分各校，再加以一年的教育。此外，自1944年起，又将军、分各校的三十个学生总队缩为十五个总队，期能提升教育品质。[58]
最后，再从数量上加以观察。中央军校及分校，战时所培育的学生，在十五万人以上，[59]弥补了国军基层军官的不足，达成了军校设立的目标，厥功甚伟。
（二）召集教育
战前国军的建设和军官教育的进度，较为落后，故各兵科的专门人才，在平时已感缺乏，一旦抗战开始，所需专科人才，更形迫切。战时各部队各级军官的召集教育，一方面是由各兵科学校（分校）的学员队及其他班次，召集中尉以上、少校以下的各兵科军官，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分别施行深造教育。另一方面，则由步兵学校及分校，增设步兵各种轻重兵器的专修班，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增设军官训练班，分别召集各部队的初级军官，施以战斗技术与战斗指挥的补习教育。在数量上，抗战时期，计召训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7 577员，[60]行伍军官84 235。[61]在质量上，召集教育的效果似乎未能充分发挥，据当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其原因有以下几项。
1. 缺乏完整计划：战时各兵科学校召集的班次，因整个军官教育系统未确立，又欠缺完整的计划，每遇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时，多由军训部训令各部队，指定各单位应名额及入学各项手续，至于该部队是否有此项需要，或是否有可送的人员，均似未事先加以考虑。
2. 部队未见其利：每周各兵科学校开办某种班次，各部队初则慎重其事，遵命选送定额，虽一时有缺员之苦，也不顾恤。等到受训者回队，报销巨额旅费，但部队教育并未见有改进，作战也未见有何补益，只有受训者本人多一资格而已。加以各兵科学校召集的时间，每每相同，部队中所受送训的命令，一而再，再而三，应付渐感困难，最后只得以无队职的附员，敷衍塞责。再因交通不便，此校送训者刚回，而彼校召集命令又至，于是将原送训者再送他校受训，形成所谓“受训专家”。各学校开办班次，耗费人力、物力，而原有本意，并未达于部队；各部队保送受训者，所费差旅费及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也不少，而未得利益。[62]
3. 学校与部队缺乏联系：学校召集部队军官加以教育，但并不为其效果负责；而学校也无从获得部队的经验，作为改进教育的参考。如各战区各兵种军、师、旅、团，每经战役，关于敌我双方战略、战术等检讨的记录或书籍，学校却未能取得，作为教学研究之用。[63]
4. 主校政者乏人才：战前各兵科学校成立时，人才、设备、器材俱称一流，如以王俊长步校、邹作华长炮校、林柏森长工校，均一时俊彦，各校声誉日隆，成效卓著。中央办庐山、峨眉、珞珈山等训练，有关的军事演习，均由各兵科举校派员举行示范，益增教育效果。加以各校教育长不仅为该校负责人，同时也是大本营参谋总长何应钦的特业参谋顾问，每有重要会战及国防会议，无不参与机要，成绩斐然。抗战爆发后，各校教育长纷纷调为大本营或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幕僚与指挥官，优秀教官也多调部队服务。继起者学养多不如旧人，甚至有非本兵科出身者，加以学校辗转迁移，器材损失，物价高涨，生活艰难，故教育水准大不如昔。[64]
5. 受训者素质低落：据统计，各军事专校历年所收学员，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未受过养成教育者，且其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程度太低，不但学校不能按照计划施教，学员本身也多不能接受所学，遑论期以改良部队之责。[65]
6. 实验与研究功能未发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已将兵科学校视为实验与研究机构，凡有新的编制和战术，均由兵学校率先加以实验和研究，如美国步兵师的编制由二旅制改为三团制，即是由其步兵学校先加以实验；又如德军的强袭战术，也是德国工兵学校研究的结果。但是召集教育的实验及研究功能，必须有人才、器材、设备，方能发挥，但是战时中国兵科学校的器材和设备，尚比不上部队，故无法拥有实验和研究的功能。[66]
三 部队训练
部队训练，可分为士兵教育与干部教育两类，兹分别讨论如下。
（一）士兵教育
抗战时期的士兵教育，包括以下三类。
第一，新兵教育：抗战初期，各部队募补新兵，自行加以教育，战斗能力参差不齐，经几度消耗，损伤殆尽。训练部总监部下有补充兵监，负责拟具各期兵员补充计划及其教育要领。1938年军训部成立后，补充兵监裁撤，各地成立补训处，各师复有补充兵团的编制。
第二，整训部队教育：经过初期抗战教育的教训，深知国军战斗力的薄弱，并非纯由装备不如敌人，实由于战斗技术教育的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要求，于是增加部队教育的工作，即由前方抽调部队进行整理、补充和教育。
第三，攻击部队教育：1941年春，为适应战局，特指定整训部队十二个师为攻击部队，于整训完成后，继续攻击训练四个月，以攻坚及强韧抗战为方针，注重据点攻击及诸兵种联合的战斗。[67]
以下拟从教育行政、教育方法、师资、士兵素质、训练内容等方面，检讨战时的士兵教育。
1. 教育行政
（1）缺乏整体计划：部队教育训练，应有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实施的依据。抗战时期陆军以军为教育单位，军应该遵照军队阶层教育及部队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就各军编制、装备、过去训练情形，与尔后作战任务，按年度颁发教育训令，师接到军颁教育训令后，即应区分教育期间，策定全期的教育计划，营则指示各连，按照团颁各期间教育计划拟订每周教育实施预定表，如此循序经过各阶层，形成一个整体一贯的计划，以为经常训练的依据，纵因作战或其他任务的关系，也可随时调整。但是事实上，抗战时期陆军各军、师大多缺乏这种全盘的计划，只是临时订定短期教育计划，而且名目繁多，如新兵、战时、暑期、秋季、末期等，所订进度也极低，因此往往会使教育进度，长久停顿于某一阶段，浪费教育时间。[68]
（2）训练无考核无联系：要军队重视训练，必须使训练和人事发生关联的作用，即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应可影响这个部队人事的升降。如此部队自然重视训练，每一军官自然会修养其学术。如民初奉系军队教育败坏，至于极点，因此战斗力低落，后来经过郭松龄的整军，凡是训练成绩不良，或是不懂教育的军官，无论其阶级是团长或旅长，一律撤职，东北军自此便逐渐强健。[69]国军由于训练未和人事发生联系，致使部队不重视训练，军官“一出学校，便抛开学术不问，只是等候年资，所以他的年龄和他的学术，成了反比例，年龄越大，官位越高，学术越落伍，反不及后来的莘莘学子，成了后来居上”[70]。军中考核不重视训练成绩的另一项结果，则为办教育训练者在军中的地位低落。战时军中的风气为第一等人当师长，第二等人当参谋、幕僚，第三等人到教育机关，第四等人当教官。[71]如胡宗南对那些没有用但是也不好撤差的军官、将领，即常命其办训练或当教官。[72]
（3）后勤补给不良：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物、打柴，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中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73]这种情形尤以边远地区为最严重，影响部队训练甚大。1944年8月，委员长蒋介石出席黄山整军会议，对此问题也表示严重关切：
现在部队里面规定每周以六天为教育的时间，但实际的情形怎么样呢？在西北的部队，一般士兵每五天要磨一天的麦子，每十天要抽一天砍柴，其余还要自去筹办副食物，如种蔬菜、放羊、喂马、喂猪，以及运粮、领物等事，再加上不时之点验与校阅，以及各种勤务，事实上他们每周受教育的时间，恐怕最多不过三天，由此就可以证明我们对于部队教育时间的规定，完全不合实际。因此一般士兵教育科目与各种动作训练都不实在，有的入伍已经届满三月或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每次校阅、点验的时候，一般成绩都很差次，不能真正达到我们的要求，对于这一点，军训部必须研究实际情形，竭力改进，总要使一般士兵具备最基本的作战技术与常识才好。[74]
军训部对于这项命令似乎并未达成。事实上，在后勤、补给等技术条件均无法配合下，这项命令实是难以达成。
（4）训练不够普及：教育的真义，在训练全员均期可用，国军部队的教育，多偏重于战斗员兵，甚至于战斗兵也只能训练至二分之一，校阅时多派“选手”表演，至于杂兵及佐属人员，均置而不顾，虽间有训练，也多流于形式。[75]据估计，抗战时期国军五百万部队中，有三百万后勤人员，加上军医、军需、文书及勤务人员等，平时均不注意战斗训练，[76]颇为影响战力。
（5）重外表不踏实：一般部队的训练，普遍缺乏认真实在的精神。军方高级将领对此多深恶痛绝，如杜聿明即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国军队注意外表，而不着实际的实在太多，譬如一个步兵的训练，只注重在操场上的步伐整齐，动作一致，令人一见便认为有训练、有教育，而把如何认识各种兵器性能，如何应用射击技能，如何发挥诸般战斗技能，以达战斗目的之训练要素，完全忽略；又如一个炮的操作，只注重换手时，跳得高，跑得快，声音叫得吓人，而把测量、测地的精密要求和炮兵射击上的诸元计算等重点忽略，各兵种既无适应战斗，近乎战场的敌场设备，更不将适应战斗的各种动作分解教育，绵密实施，于是军队教育，徒有形式而无实效。[77]
关麟征也曾指出部队训练的不实在：
我过去检阅部队，见许多部队训练既不能专精，更不知普及，往往以补助教育的图表、模型，或简单小型的各种设备，来表扬教育成绩，欺骗一般不懂军事的门外汉，或者以选手教育，专门在各兵科中挑选一部少数士兵，编为一连或一排，加强训练，以备应付校阅，或参观，以图欺骗长官，钓誉沽名，以养成一种虚伪欺骗的恶习，把军队优良风气，完全破坏了。风气破坏了，也就无异的把军队的灵魂和精神丧失了，一个部队，如果走上了虚伪欺骗的道路，没有不失败的。[78]
2. 教育方法
（1）忽略机会教育与重点教育：战时教育和平时不同，平时有场所、有时间、有教材、有设备，战时一点都没有，所以战时的教育特别困难。唯一的要诀即是实施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机会教育方面，如在行军时可以教士兵如何搜索；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如何警戒；行军、休息、宿营时可以教士兵山地、河川、隘路、森林、村落、街市等地形的攻防，特种天候的战斗，以及攻击战斗，骑兵攻击敌军所守据点及碉堡的方法，以及小部队的战斗、深入敌后的战斗、游击战、破坏战、防空、防毒等。至于战时部队教育训练的重点，简单地说，即是战争所必须具备的学识与技能。不过在全般军事学术中，各阶层有各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学术，在同一阶层中，课目与课目之间，应该有一重点；即在同一课目中，也必须有一重点。国军各部队忽略重点教育的情形，在战前即已存在，如1937年2月，汤恩伯即曾对其第四师干部表示：
一种兵有一种战斗手段，拿步兵来讲，他们战斗手段是火战与白兵战，所以训练应该注重火战，注重白兵战。现在有些部队，每天训练的都是跑步、唱歌、操枪，把火战最重要的各种步兵重火器射击，及与射击有关系的，如土、木工作业等，反而一点都不研究。又如白兵战的刺枪，更谈不上训练。有的部队虽然也有刺枪，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枪，把枪当棍用，完全失掉他的效用。其他如炮兵等也是一样。炮兵唯一的能力是火力，但是我们的炮兵训练，只知道操炮、拖炮，对于射击、观测等重要课目，反而不研究。完全本末颠倒，这种训练有什么用呢？[79]
不重视实际的现象，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如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即曾沉痛地指出：
过去我们训练部队，太注重呆板的形式，太注重不切实用的制式教练，每每士兵几个月不剃头洗澡，但内务不得不求整齐划一，或者持枪、打靶、跑步、前进等可以不学习，而向左转、向右转非求熟练不可。这种怪现象，在平时已经不可原谅，而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沿用这一套，不但训练士兵用这一套，就是在训练一般智识水准较高的青年学生时也还是这一套。因之我们常发现一些热情的青年，从抗战开始就投入训练班，参加军事训练，可是在“整理内务”上消耗他们的大部精力，在“向左转向右转”上又挫伤了他们的朝气，致使他们发生莫大的苦闷与反感，这就是因为一般担任军事教育者，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没有活用实际教育的能力，因而不能改变原有的训练、教育方式，以应抗战之需要。我认为训练第一要实际、要有机动性，教育也要适应抗战的实际的需要，这才是符合实用教育的意义。[80]
以上只是一般的情形，也有例外存在，如韩汉英在赴四川“剿共”前，于贵州招得一团新兵，多无射击经验。韩当即实施机会教育，一面进剿，一面利用行军时教新兵练习射击、警戒、搜索等技能，成效良好。[81]又如1938年，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为了能立即出动作战，特别在该师订出许多单行办法，使训练速成，一是将制式教练和课堂教育减至一二星期；士兵入伍后，一律施予野外训练；变更传统作息时间，每日清晨四时半起床后，全部外出行军，除值岗卫兵，不留一人，行军距离由开始时的十里逐次增至二十里，每日往返达四十里；至野外后，先在树林中平坦地面上课一小时，所讲即系当日操作内容，而后作班、排、连对抗演习，或一方攻击前进；中午休息时，下河洗澡、洗衣、晒衣、作柔软操；下午四时后，整队回营。详细动作由各团自订，师部仅规定进度而已。如此将讲堂、行军、野外、卫生等熔为一炉，加速进入战斗教育。[82]
自军训部成立后，三令五申强调战技教育，成效如何，各家观察不一。1946年，军训部长白崇禧代表国府主席校阅国军部队后，作总讲评时表示，自军训部成立后，“对学校教育、军队教育，都特别注重战斗技术的演练与提高，近几年来学校、部队均有进步。”[83]但是第三战区军政长官顾祝同，1944年底对该战区作战人员训话时，仍强调机会教育和重点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现在我们一般部队，对这两点都极端忽略，有的部队，甚至以为非调至后方，赋予充分的时间，不能真正实施教育训练，而事实上有了机会，他们又轻易放过，更没有抓住重点，这样，如何能期其有效呢？”[84]
（2）教授方法不良：部分干部不讲求教授方法，以致未收教育效果，如许多士兵能将蒋委员长所著《抗战手本》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其中的意思却一句都不懂。[85]战前有些地方部队，反而讲求教授方法，如孙连仲部实施士兵训练时，将不能闭眼睛和胆小怕放枪的士兵，另行编组教育，既可节省时间，又可收到实效；对射击军纪、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卫兵勤务、哨兵守则等，则编成简而易学的军歌，按照新兵的地域编成小组，由同地域资历较深的士兵，用熟悉的乡音和农民惯用的语汇来讲解教导，新兵极易领悟。[86]
3. 教育干部
（1）数量不足品质下降：抗战爆发后，干部牺牲极大，同时间所养成的下级干部，在数量上不够供给作战部队的需要，又因养成期间短促，在素质上也较过去为差。由于数量的不敷供给，部队中于是出现许多由士兵行伍升任的干部，“去年的二等兵，有许多今年已升做连长了”，[87]如此军队干部的素质遂呈现普遍低落的严重现象。据估计，1937年时，一个步兵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军官出身于军校，[88]但是至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左右出身于军校。[89]干部素质的下降，自然不利于部队的训练。
（2）训练内容不合潮流：传统时期的战争，由于火器简单，火力稀薄，所以采用密集队形；近代以后，由于兵器进步，火力猛烈，为了减少损伤，队伍不得不采疏散队形，甚至班以下，以分散活动者居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军队多采用密集队形，以后则采用疏开队形。1935年，训练总监所颁布的操典，开始采用战斗群的战斗队形和疏开作战。[90]但是采用新式训练方式的部队仍未普遍，如汤恩伯1937年2月即曾指出，第四师“一般干部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老是把十年前或五年前的方法训练现在的士兵。这种办法，实在不够。我们以后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再不要把在江西‘剿匪’的方式，一点不加改进的，再拿来训练士兵。”[91]抗战初期，上海战役中曾出现大纵深的面式防御。[92]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方式训练士兵。如台儿庄之役时，南方卢汉的部队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抗战后期，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也仍未用疏开队形。[93]
4. 士兵素质
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果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94]抗战爆发后，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素质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送一千八百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百分之六十八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二百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六十五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三十人，最后只有一百零五人被录取。[95]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在知识水准方面，根据抗战时期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96]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七，至于那些百分之二至三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作文书上士。[97]以这种智识水准的士兵，如何能够担任现代机械化的战斗？干部带兵和练兵，均感困难。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两三星期；认米突尺需两三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两三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往往需两三个月。[98]值得注意的是，国军士兵的学习能力颇高。根据盟军的观察，中国士兵接受教育能力强，如火焰喷射器，美国兵学习，需四五天始能使用；中国士兵学习，快则二日，最慢也不过四天。[99]虽然如此，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100]
5. 训练内容
部队训练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是战斗技能。根据抗战时期军界人士的看法，国军部队在战技教育上所存在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各项。
（1）射击：战时国军部队的射击技能，实远不如日军。[101]1939年，军训部长白崇禧至各战区视察，发现“有许多士兵，对于表尺的分割，轻机关枪射击方法，很多都不知道，差不多连一个散兵射击军纪也不清楚，不但士兵如此，恐怕一般军官也大都忽略。”[102]同一时期，冯玉祥在校阅部队时也发现，许多部队中最大多数的士兵，打了好几年仗，不但步枪上的表尺不懂得使用，甚至连测量距离也不会，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103]国军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相反的，日军官兵则命中精确，非到最近距离，绝不射击。[104]不过国军部队中也有少数射击技能良好，如孙连仲的部队，即以射击技术好而著称，其他部队需要一连兵力防守的阵地，孙仅需一排人即可守住，故能于台儿庄一役获得胜利。[105]又如关麟征的五十二军，射击成绩一般均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最好者甚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106]五十二军后来由东北撤至台湾，在刘玉章领导下，在射击方面仍为台湾最优秀的一个军。[107]
（2）掷手榴弹：这也是国军不如日军之处。[108]根据一项观察，直至抗战后期，一般国军官兵，对手榴弹的投掷，大多仍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其原因在于国军部队官兵在作战时，缺乏沉着的工夫，而敌人在攻击我方高地时，则常在远处以大声呼叫的方法，诱使国军官兵过早投掷手榴弹。[109]
（3）近接战斗：战斗情绪的热烈高张，以及勇于牺牲，为国军战斗员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则为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110]如北伐时期，革命军攻击到了冲锋时机，只要一阵猛冲即可成功。抗战初期，日军也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出现一个显著的弱点，即一般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敌人，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的营养不足，体力太差，但是劈刺技术的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11]此外，冲锋及阵内战，为战斗的最后阶段，以前一切人力、物力的消耗，均需取偿于此，故教育时，对攻击，宜反复演练冲锋及冲入敌阵地的战斗；对防御，宜反复演练敌冲至我阵地，前及冲入我阵地内的战斗要领与逆袭方法。但是一般部队平日的演习，对此多不注意，一至最近距离，常喊“冲锋”、喊“杀”，即算了事，[112]如同视作儿戏。
（4）机动性：行军力和夜战能力强大，可以增加部队的机动性，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山地战中，更是军事胜败的关键。1943年常德会战后，举行第四次南岳会议，蒋委员长曾特别检讨增援部队的逐日行程，认为增援部队的行军力，仍有待加强。[113]至于夜间作战的训练，一般均不外着装法、方位判定、静肃行进等课目，至于其他最主要的动作（如分散、集合、联络、袭击、埋伏等），反而付之缺如。并且一般实施的时间过短，大抵每次不过两三小时，除去讲解课目及往返途中的时间，实际教育时间所剩已无几。[114]
（5）新式兵器：抗战爆发后，国军许多部队均配备新式武器，有些部队所用兵器甚至比敌军还好，但是国军士兵和下级干部的技术，却普遍不如敌人。兵器的发展日新月异，越是新式，其构造也越复杂，往往将新兵器发下后，部队却使用不好，甚至完全不会使用，以致不能充分发挥新兵器的威力。[115]例如国军因不懂得火网的构成方法，以及侦察阵地和兵力部署的要领，以致往往将一挺机关枪当作一支步枪来用，将机关枪和步枪放置于一处，而不知设于左右两侧，或山头遮蔽处。至于日军，一连人只有九挺机关枪、两三个掷弹筒，但是只要占领了一个据点，马上即构成了火网，因此一挺机关枪可当几十支步枪来用。此外，日军每当攻占一处国军阵地后，即迅速构筑防御工事，因此国军如不能在三小时之内反攻成功，几乎即再无反攻的可能，因为日军在三小时内已将防御工事完成。[11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飞机和战车，在中国战场均很少使用，国军虽有战车炮和迫击炮，但是由于缺乏训练，以致不能发挥威力，打击敌人，仍是伤亡大而成功少。[117]
6. 成效评估
（1）补充大量干部士兵：干部方面，抗战时期国军干部的补充，能够源源不匮，实缘于干部训练机构的组织，尚属健全。至于士兵，当抗战爆发时，国军训练新兵的经验依然不足。训练新兵的实验，始于1936年，至该年年底时，已有约五十万人经过训练。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共训练了约一千二百万名士兵，平均每年训练士兵达一百五十万人，勉能应付作战的需要。[118]
（2）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办理良好的训练机构，确实能够使官兵习得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战力。如第八军1940年成立的干部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仅十四天，轮流调训排长以上至师长的各级干部，其目的在改变旧有的训练方式，专以战斗为主，将单兵以至班、排、连一些必要的实战动作，作实弹对抗示范演习，并于结业后三个月，举行全军校阅，校阅项目即以干训班所授课目为主。根据一项评估，此一训练使得全军训练风气为之一变，日后在滇西攻克松山、龙陵，以及鲁东“戡乱”，每有良好战绩，成为有数劲旅，均与此一训练有关。[119]又如抗战末期军事委员会所设立的驻滇干部训练团及驻桂干部训练团，借助盟军教育经验，学习新武器、器材使用方法及教育方法，其成就俱已表现于滇、缅、桂、湘诸会战中。[120]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3）沟通地方部队观念：战时国军各部队的地方色彩，依然十分浓厚，部队训练可沟通各部队的观念，甚至有助于国军的中央化。以第五战区为例，该战区中除了广西部队和中央军之外，尚包括旧西北军、奉军、直鲁军、川军等部，不下数十万人。战前各霸一方，抗战爆发后，虽并肩作战，但是仍难尽泯前嫌，融合无间。因此战区内的干部训练班，除了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能外，并可使各种不同系统的部队官长相互沟通，增加共识，进而使这支数十万训练、装备、纪律均无足言的“杂牌”部队，能够协同合作，与日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之北，缠斗数年，且迭获胜利，[121]自有其一定的贡献。
（4）训练不足，战力降低：抗战时期由于部队训练人数大增，但是新兵素质低落，加以训练时间有限，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般部队的素质和战力均较战前为差。如刘汝明战前在察哈尔练兵，所属官兵均来自冀、察、鲁、豫各省，新兵入伍需先送教导队，受半年严格训练（包括铁杠、木马、劈刀、打拳、刺枪、长跑、过障碍、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等），其间每天户外教练至少六小时，室内上课也有四小时。有了相当基础，方才分发至部队继续训练。出身较好和学、术科成绩优秀者，再选拔送入军士队受训，训毕至各部队任班长。教导队中主持教育，担任教官、队职官者，均为正式军校出身，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至抗战时期，部队伤亡过大，以后虽有补充，但是训练不足，纵能艰苦作战，战斗力究不如前。[122]此外，由于战时炽盛的逃亡风气和流水似的补充，使得精实的训练无法实施，战力遂因而降低。
（二）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的部队干部教育，可分为巡回教育和干训团（班）教育两类。
1. 巡回教育
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步兵的干部教育，除了由步兵学校加设短期教育班次，广设召集教育外，曾先后设立以下各类为期半年的巡回教育班：
（1）步兵巡回教育班：1938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各战区或待机部队连、排长，教育地点包括长江南北。
（2）西北巡回教育班：1939年春成立，教育对象为步、骑兵部队，教育地带为甘、宁、青一带。
（3）驻滇巡回教育班：1940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新编制装备的部队，教育地点为滇省。
此外，特种兵也有巡回教育的设施，于督训制度实施后，即行结束。
2. 干训团（班）教育
为提高部队干部素质，1940年春各战区奉令成立干部训练团，每军或师成立干部训练班，将步兵学校召集教育三个月以内的教育班次，及战区部队本身所要设立的教育单位，分别由干训团、班主办，就近召训所属各部队各级军官、军士。各团、班既先后成立，其以步校毕业学员为师资者，不啻广设步校分校，几与步校召集教育无异。
此外，又为借助盟军的教育经验，在滇、桂分设干训团，采用美方新式武器、器材，施行美式战时教育，又曾选拔将级军官，先后约五百员，校、尉级军官千余人，至印度蓝伽美国各种驻印军事学校，研习美军的教育方法。[123]
如前所述，部队干部教育的性质和召集教育类似，故在此不再加以评估。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和训练，计有以下成就：（一）养成大量官兵，供应战场的需要。（二）完成各军、分校教育的标准化；至于教育和训练的中央化，也有若干程度的进展。（三）部分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能在高度艰苦的物质环境下，从事精实的教育与训练，提升战力，创造光荣战绩，实属难能可贵。虽然如此，抗战爆发后，国军基于血的教训，对编制逐渐改善，装备更加充实，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无大错，但是八年抗战中大、小会战的胜利，多属于敌人，间或有属于国军者，而所获战果也总逊于预期，推究其原因，训练不足实为主因。
第二，一个国家军事教育的发达，有其各种的先决条件，例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军事学术的发展、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抗战时期的国军，不但本身尚未“现代化”，就是以上各项条件，竟然也无一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部队的编制、装备均不一致；教育计划多系临时性、枝节性的制订，缺乏全盘的计划；教育训练由于和考核无关联，以致不受重视，学校和部队的人事和经验也无法交流；军事学术不发达，缺乏独立的战术原则，以致向外国学习，仅得皮毛，而无战术思想；后勤补给制度不良，官兵平日忙于杂务，每星期难得有三天的训练时间；士兵文盲普遍，体格孱弱，逃兵风气普遍，无法实施有系统的教育。简单地说，军队此一机构，以及外在的社会，直至抗战时期，均尚未“现代化”，加以战时人力、物力、经费的短绌，因此教育和训练品质的低下，是极其自然的事。即使是当时已“现代化”的日军，战时由于兵力消耗过速，训练也无法按照进度执行。据估计，1945年时，日军中经过充分训练者，尚不到七分之一。[124]
第三，抗战时国军教育训练品质的低下，固然主要是由于物质环境的恶劣，和内、外条件的欠缺，但是主其事者是否即全无责任？他们当时有无其他选择可作？答案应是肯定的。如想脱离恶劣物质环境的困境，当时军界即已有人建议，可将部队裁减一两个师，以其武器、装备、经费，分配各军事学校，使之能达成教育任务，对于作战及建军，必有极大助益。而全国少两三个师，对战局则毫无影响。[125]或是从两三个师中，挑出一个师的精悍士兵，以两三个师的经费，提供一师，并提高官兵的待遇。待遇提高后，可以吸收优秀的人才，减少官兵的流失，于是得以实施长期的训练，以增进其技能。此外由于待遇良好，营养良好，体力也可增强。如此练一师是一师，练一军是一军，战斗力必定坚强。[126]又如当时的共军，在训练上所面临的困难和国军类似，但是共军采取了简化训练内容的策略，特别强调跑步（目的在增强部队的体力和机动性）和实弹射击两个科目，使得战力所受物质环境恶劣的影响得以减小。[127]当时国军的主其事者对此虽然也曾有所努力，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最后，再试将战时陆军的教育训练，和民间的高等教育作一比较。两者在战时同是基于政策的需要，而作大幅度的扩充，但是由于扩张过度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致使教育品质低下。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战争后期，国军鉴于兵员需求降低，乃缩减教育训练机构，不但减少资源浪费，教育品质或许也有所提升。至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却未观察社会上人力资源供需状况，而加以调整，以致毕业生失业情况严重，造成社会问题。
（本章原名《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附录 陆军大学的师资与课程
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培养高级指挥及幕僚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政府继续办理。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接管陆军大学，将其隶属于军令部，招考国军各单位的优秀干部入学。北伐以后陆大的历任校长为蒋介石、杨杰、蒋介石、蒋方震（代）、蒋介石、陈仪（代）等人。北伐前校址设于北京，统一后迁往南京；抗战军兴后，先迁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最后迁四川重庆。抗战期间的陆大校务，主要是由万耀煌负责。
战时陆大，设有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参谋补习班等班次，并设有兵学研究院培育师资。至抗战胜利时，陆大毕业生在军中虽然仅有二千余人，但是多担任重要职务，军以上参谋长，多曾接受陆大教育，国军部队倚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128]
关于此一重要机构，不论海峡两岸，或是美、日学界，至今均未见有学术性的研究。[129]笔者拟根据“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军档案、陆大师生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录及日记，以及其他史料，对陆大于抗战期间的发展史实，作一全面性的探讨，借以弥补此一空白。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正则班的师资和课程两方面。
第四章 国军的参谋人员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因急要声援卢永祥，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攻势，9月13日京奉线交通断绝，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分兵六路，前锋进迫热河朝阳，俘虏了直军千人，直奉二次战争开始。吴佩孚奉曹锟电召，于17日至北京，即于国务院四照堂召集会议，会商作战计划。当晚应邀参加的人员，包括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等人。四照堂四面均为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拥拥挤挤，坐满六十余人。大家坐了许久，才见得吴佩孚走到堂中。吴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熄灭，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冯玉祥坐在一处，只见王附着冯的耳朵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冯笑而不言。此时，吴佩孚已念至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罢？我们就这么办罢。”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罢。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也起立请令，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1]
以上这段记载，根据的是身历其境的冯玉祥所作的回忆。冯日后背离吴自立门户，对吴自是多加丑化：由于事隔多年的关系，也不免有些错误，[2]但是仍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此次战争范围之大和动员人数之多，均为前所未有。[3]吴佩孚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早期在吉林从军有年，熟悉东北的山川形势和各军略要地，[4]在北洋将领中以干练著称，但是在其部队中，参谋制度仍未扮演应有的角色，而此时距清末西方的参谋制度输入中国，[5]已有二十余年之久。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军事参谋系统，一直要到抗战期间才逐渐建立，发挥应有的功能。1938年元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由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为委员长的幕僚长，辖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军法执行总监部、航空委员会、铨叙厅、军事参议院等部门。[6]军令部对全国参谋人员，力求提高素质，并自1943年元月起，组织国军参谋团，以奠定参谋系统的基础。
本章即拟根据海峡两岸所收藏的国军档案、战时军方出版品，以及回忆录等资料，对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实施的成效，及其所面对的困难，作一全面性的探讨，并与德、美两国的情况略加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包括陆、海、空军，但是由于海、空军参谋的人数和重要性均无法和陆军相比，因此本章不予讨论；抗战后期国军部分机构及部队的参谋组织所受美国的影响，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无法在本章中讨论；至于共军的参谋制度，笔者以其性质特殊，和其他一般国军的参谋制度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也不拟讨论。
一 参谋教育
参谋教育可分为陆军大学校（以下简称陆大）和部队参谋教育二类：
（一）陆军大学校
陆大成立于1906年，为培养高级指挥及幕僚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政府继续办理。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接管陆大，将其隶属于军令部，招考国军各单位的优秀干部入学。北伐以后陆大的历任校长为蒋介石、杨杰、蒋介石、蒋方震（代）、蒋介石、陈仪（代）等人。北伐前校址设于北京，统一后迁往南京；抗战军兴后，先迁往广西宜山，再迁贵州遵义，最后迁四川重庆。战时陆大，设有正则班、特别班、将官班、参谋补习班等班次。[7]
陆大的历史悠久，历年毕业的学员，分布于全军之中。根据军令部1944年10月所做的统计，正则班第一至十八期及特别班第一至六期止，各期毕业学员，除死亡外，共有2 188人，服务状况如表4-1：
表4-1 陆大各期毕业学员服务动态统计表（1944年10月）
资料来源：《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毛笔原件）图12，1944年，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根据另一项统计，至日本投降时，陆大各期毕业学员，在军中共有2 100人，分布概数如下。
1. 中央军事单位
（1）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12至15员；
（2）军事委员会办公厅：20至35员；
（3）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含所属之各兵种专科学校）、兵役部、宪兵司令部、陆军大学（含所属之参谋训练班）。总计共有600人，其中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所占人数最多。
2. 战斗序列各单位
（1）12个战区司令部；
（2）40个集团军总司令部；
（3）第一至一○○军（尚有新编及暂编等共约10个）；
（4）各陆军师；
（5）青年军编练总监部辖9个青年师；
（6）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及所辖各兵站总监、分监部。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10员，每一集团军总部约有3至5人，军司令部约3至5人，师司令部约2至3人。兵站机关共约120人。总计约1 500人。[8]
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有幸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和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如出身黄埔三期、陆大九期的陈素农，对于陆大教育即曾有以下的回忆：
我们在黄埔三期受训期间，因急于参加战事，仅有一年，而前半年入伍间，曾参加东征及讨杨、刘各战役，在校部入伍时，亦多担任警戒任务，所以真正受训时间并不多。幸入伍期满，进入学生时期，总队长严立三，亲自讲解指导，对军事一般知识，稍具门径。实际说，我的军事学识，全得力陆大三年的完整教育。[9]
出身黄埔五期、陆大十期的郭汝瑰，则特别指出陆大教育的价值：
他们所学的收集情报、判断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以前，在中国军队中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心中有数的多。这不但对抗日作战有利，也因此取得各军、师之间的信任。[10]
军界人士认为，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11]
虽然如此，陆大教育也存在着以下几项缺点：
（1）陆大教育欠缺一贯的计划，学员的召集，既没有一定的员额，也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自清末创校至抗战结束时，所造就的人才仅有2 100员。[12]
（2）抗战时期，陆大外籍教官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但是本国教官的素质，仍然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其原因在于无法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人才前来任教，久任的教官多为军中无发展前景者。
（3）课程多达七十余种，博而不精；内容偏重外国材料，未能“本土化”；过分注重理论，而忽略实作；和基础教育课程不相联系，难期一贯。[13]
（4）经费有限，设备不全，尚不及国防研究院及中央军校充足。由于以上几项因素，导致陆大学员的素质较先进国家低落甚多。
尤其是自抗战爆发后，中央军校学生的程度逐渐降低，和陆大教育无法衔接，导致陆大学员的素质每况愈下。[14]兼任陆大校长的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陆大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现在本校一般学员的精神和学问，已经一期比一期进步，但是还觉不够！尤其是比起外国一般陆大学生来，我们更是惭愧！现在本校一般毕业学生，最多懂得一点战略、战术，或是几个段落的战史，毕业以后，只能作几个命令、计划，这种学生，实际上还不够作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陆大毕业学生！……我们名为陆军大学的学生，实际上比起人家来真是差得太远，无论精神、道德、学问、技能都赶不上人家！[15]
（二）部队参谋教育
部队参谋教育，可以分为陆大参谋补习班和参谋特训班的召集教育，以及各部队依部定参谋教育大纲，所办的自行训练两种。
1. 召集参谋训练
1935年于陆大内设参谋补习班，召集现任参谋人员，施以短期训练，1939年将该班分设桂林及西安两地。又为充实国军低级参谋人才，更设立参谋特训班，抽调由军官学校毕业而见习期满的优秀军官，施以训练。抗战胜利后，始先后结束。[16]
参谋补习班和参谋特训班的时间均过短，教育的内容不尽符合需要；调训期间，影响参谋业务；参谋特训班所召集的优秀军校毕业生，由于缺乏队职经历，不受部队欢迎，以致受训完毕，无参谋可当。[17]凡此种种，均为其缺点。不过由于召集人数较多，弥补了参谋人才的不足，亦有其功能存在。
2. 部队自行训练
1935年参谋本部公布《军队参谋教育大纲及计划》，通令各部队定期分批实施参谋教育，教育的课目包括战史、现地战术、图上战术、兵棋、参谋业务、兵要地理、审判勤务、动员研究、谍报勤务、剑术、马术、测图、外国语、新兵器研究。[18]1939年令各军办幕僚班。至1943年，为简化易行起见，复订幕僚常年教育办法，于各战区设参谋研究班，每期三个月；于各集团军设参谋短期训练班，每期一个月；于各军设幕僚班，不重形式。[19]
二 参谋出身背景与素质的分析
参谋业务至为重要，在平时即为筹划国防、指导建军（或训练），在战时则辅佐统帅及各级指挥官指挥作战、办理攸关作战的一切业务。因此，担任此种业务的人员，当以较一般军官素质优秀者为主。以下爰将抗战时期的参谋人员分为高级和中、下级两类，分别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加以分析。
（一）高级参谋
高级参谋的分布广泛，此处仅以军、师参谋长作为分析对象。
表4-2 军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2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委员长行营第一处统计室编《全国海陆空军舰团队长以上主管概况表》，未注出版地点，1935；《二十八年度各军师参谋长考成比较表》，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69/109，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毛笔原作），图2，1944年，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表4-2显示，军参谋长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15.7％，至1944年时已增至69.9％。出身保定军校者所占的比例，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25.7％，至抗战结束前，仅占7.1％。至于出身中央军校者，则仅有小幅增长。
1945年5月，一份军令部所制军、师参谋长候选名册，其中收录军参谋长候选人77员，均为陆大毕业，[20]显示至此时陆大学历已成为担任军参谋长的必备条件。
表4-3 师参谋长出身背景统计
* 缺额35员未列入计算。
资料来源：同表4-2。
表4-3显示，师参谋长出身中央军校者所占的比例，有显著增加。1935年时仅占6.8％，至1944年时增至28.7％。出身保定军校者，则有显著减少。1935年时占35.6％，至1944年时仅占3.4％。至于出身陆大者所占的比例，则有不规则的变化，1935年时为19.8％，1939年骤增为48.0％，1944年又降为32.4％，其变化原因仍有待分析。
1945年5月，军令部编制了一份军、师参谋长的候选名册，收录有师参谋长候选人95员，其中60人（63.2％）出身中央军校，18人（19.1％）出身陆大，[21]显示至抗战结束前，师参谋长仍是以出身中央军校者为主。
如前所述，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由于黄埔军校的教育年限过短，学生所学有限，能够进入陆大深造者，一般说来，在军事知识的技能方面，均能有相当大的增进。不过，陆大教育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炼较少，对军事作战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但是也有若干学生，派赴部队后，接受实际的战场磨炼，而能有优异的表现。[22]
一般说来，各军的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师参谋长多为中央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而且随着出身陆大者的减少，有日益低落的现象。[23]
虽然陆大毕业的参谋人才，能力一般较高，但是杰出的参谋人才也并非均出身陆大，抗战前的蒋方震和杨杰即不是出身陆大；抗战时期被誉为“标准参谋长”的郭寄峤，也不是陆大的毕业生。郭为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九期毕业，原在东北军；东北军改组后，转入唐生智部；唐失败后，至卫立煌部，[24]以参谋能力卓越，不次擢升。抗战期间，历任第一及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二战区副长官部兼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等职。历年转战各地，战绩卓著。其最著者，如1939年忻口之役，歼灭坂垣征四郎大部，使华北军事得以从容部署；1938年至1940年，扼守中条山、太行山，阻敌强渡黄河打通平汉路企图；1944年，豫西、陕东诸役，也有非凡的表现。[25]当郭担任第一战区并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参谋长时期，卫立煌另兼指挥冀察战区，并负支援苏鲁战区后方补给运输之责，战区广达十省，故郭每日需阅读及处理来电五六百件或以上，至于一般公文处理，则不计其数，其忙碌情形，可以想见。每日工作时间，通常均在二十小时以上，全赖中央分发至战区经选拔几位军校毕业同学在旁日夜协助。郭在每次战役中，可以长时间不睡；工作紧张时，也可以两三方面同时使用眼、耳、口、手答对，或批公文，或口述命令。[26]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标准参谋长”的地位，绝非幸致。
（二）中、下级参谋
依据1935年参谋本部制定的《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各级参谋需经参谋本部审核遴选，合于下列资格之一者始得任用：
1. 曾在国内外陆、海军大学校毕业者。
2. 曾在国内外陆、海、空军各专门学校毕业，及在国内外陆、海军军官学校、航空学校毕业，并任军职三年以上者。
3. 与军官学校相当之其他军事学校修业在一年半以上，毕业后曾任军职三年以上，有参谋能力者。[27]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担任参谋职务者，应以陆大毕业者为主，但是事实上，由于陆大教育的不发达，致使参谋人员大多出身军官学校或军事专门学校，边疆部队甚至有文学校出身者。其中除有少数优秀者外，一般均与参谋应有的水准相差甚远。[28]
抗战爆发后，下级军官缺乏，遂急造以应部队需要，不仅将军校正式班期缩短年限、减少课目，且增设许多短期训练班，致使军官的素质无形降低，而其中一部分充任中、下级参谋职务，参谋的素质也因此降低。[29]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国军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仍有三分之一强。[30]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委员长蒋介石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31]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出身短期训练班者间亦有之，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32]
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和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军官，至抗战后期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如各军事机关、部队的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和特别班者所占的比例，1939年9月时为12.1％，1940年12月时为10.6％，至1944年9月时则升为19.0％。[33]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是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34]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参谋教育发达已久，以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35]兵学素养要高于中国的参谋。
除了参谋教育外，提升参谋素质的另一途径是从做中学习。但是国军的参谋作业也大多十分散漫。1937年3月，黄埔二期出身的刘子清奉调四十四军的政训处长。四十四军为川军刘湘属下的部队，军部驻成都，军长王缵绪。刘上任后，对军部日常运作的情形，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军长管不着部队的事，部队调到哪里去了他也不晓得。刘湘直接要掌握的是旅、团长，次之是师长；至于军长，不过给他一个官位，让他安插一些亦官亦商的亲戚和旧部，按月分领一点民脂民膏罢了。军部的办公，一张长桌，两排椅子，上午十时左右，各处主官去签个到，私人有事就走，无事便坐下来“充壳子”。慢慢从女明星谈到女戏子，再从命相学谈到生意经，以及麻雀牌与鸦片烟；有时也偶然想到国事，谈谈报纸上的消息，以及交换一点内幕新闻。下午多半是八圈麻雀，几场宴会，然后到什么太太那里去玩玩（成都私娼，每自称略有地位的某太太，以示伊之身份高贵而非娼也）。上午办公，军长多到场，且高踞主席座位，因此我每日上午都去参加，后来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也就少去了。军部那些人，不是一袭长衫，便是一套西装，少见有穿军服的。年龄大一点的，还手拿一枝长一尺以上的旱烟斗。即使参加总理纪念周，不但服装也是如此，而那根旱烟斗，也还是爱不释手，并且行礼如仪过后，到讲解遗教或工作报告时，他们也就继续抽他那未完的半节叶子烟了。他们这种生活与习惯，简直使我无法适应。[36]
以上所述，只是战前地方部队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国军部队的风纪较为严明，不过敬业精神仍然不足。1934年，蒋介石在对高级将领的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由于参谋人员普遍地不能竭忠尽智，因此各级主官应勤于监督，以求命令的贯彻：
带我们中国的军队，就不好和外国的军队来比较。在外国做了一个营长，只要挈住纲领，比较宽闲，不必要自己亲身来做多少事了。由此推上去，做了一个大将自更不必说，只要总持大纲，无须躬亲细务，什么事情，部下替他准备好，只要他作一个最后的决定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事情，有他下面一般参谋和师、旅、团长来计划，部下的人们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按部就班切切实实做好了，所以不必待总司令再来费心说话。例如明天作战，他手下的参谋人员，今天早已将作战的计划和命令拟好了，当统帅的人，只要将地图拿出来看一下，决定采行哪一个计划就得了，无须乎再多说话。我们中国军队就不然，做部下的人，没有几个真能“竭忠尽智”实实在在替长官来计划好的。并且上面计划好的事情和发下去的命令，一般部下还不能切实照着来做。所以全靠我们当将领的人，能够勤劳监督，实事求是。[37]
抗战爆发后，由于战事的要求，参谋业务自然也有所改善，不过改善的程度似乎极为有限。1942年，军令部派员视察各单位参谋业务后所作的一份报告指出，各级参谋人员对委员长、总长、部长、次长的各种训示，以及军令部所颁发的各种法令、教令，少数尚能遵照奉行，大多数虽能阅读记忆，但少研究体会，虽能遵照奉行，但是奉行的程度不能彻底，更不能作有计划、有系统地实行，甚至有若干单位，尚不知其重要性者。这份报告并且对各种不同训词和法令遵行的情形，分别作了以下的检讨：
1. 各级长官的训词：各级参谋能认真加以研究，并力求遵行者，仅占十之一二，能阅读了解者，约十之三四，其余率多敷衍了事，尤以低级参谋人员为最甚。
2. 军令部颁发各种命令、法令：除兵站机关外，各部队均较为熟悉。
3. 作战教令及作战丛书：各参谋能悉以研究而遵行者，实属甚少。[38]
1944年，俄国驻华军事代总顾问也曾指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并且认为这是国军最大的毛病。针对这些批评，蒋介石并未反驳，反而认为应该切实接受并积极反省与改革。[39]不过成效如何，不得而知。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军的高级参谋和中、下级参谋，不论在学识和技能上，均无法和先进国家的参谋相比。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对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作了以下的比较：
大家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40]
战时国军的一位师长在比较中、美两国参谋业务时也曾指出，中美两国典范令所示参谋责任，大致相同，[41]不过国军参谋在自动尽职和积极负责两方面，和美军相较，犹有逊色。
三 参谋人事管理
（一）员额
先进国家的参谋人员，由于资格限制甚严，地位也极为崇高，因此无论机关、部队，参谋人员的设置均有一定的标准，和全盘人事也有完整的计划。清末以来设置参谋，既缺乏确实的统计，也没有全盘的计划，无论机关、部队，任意设置参谋，员额也无限制，[42]加以抗战爆发后，部队扩张迅速，员额更是急剧增加。据1940年底的资料显示，各部队及军事机关的额设参谋人员约6 200余员，[43]但是经军令部核备的实有参谋人员，仅有4 674员，相差之数达四分之一（见表4-4）。
表4-4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0）
* 系指1940年11月30日以前业经呈报有案者。
资料来源：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廿九年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数比较图》，档号769/309，军令部档案。
军令部有鉴于此，一方面按建军及作战上的需要，积极培育参谋人才，一方面将造就的人才，予以严格的统制，分发至各机关、部队服务，[44]不过成效十分有限。至1944年时，上校以上的参谋人员已不虞匮乏，甚至超额；中、下级参谋缺员的情况，反而日形严重（见表4-5）。
表4-5 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实有员额比较图（1944）
* 系指1944年9月15日以前业经呈报有案者。
资料来源：《全国各级参谋编制员额与现有员数比较图》（毛笔原件），1944，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3，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由于参谋人才过于缺乏，军令部无法满足各部队的需要，各部队长于是自行以金钱、阶级为手段罗致，报请军令部核委。这些由部队长罗致来的参谋人员，他们的升迁、调补之权，多操于部队长之手，军令部统制困难。另一方面，参谋既为部队长所罗致，于是成为部队长私人的幕僚，多与部队长共去留、同进退，所办业务也多以部队的意旨为意旨，使得参谋业务不能上轨道。
（二）任免
1935年1月参谋本部公布的《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对于参谋的任免，有以下的规定：
第三条：各独立单位长官于每期考绩时，应照第二条所列资格，将所属适任参谋人员密呈（咨）参谋本部核办。
第四条：参谋本部依照全国参谋职缺，分别陆、海、空军及官阶，以若干倍额选定适任各级参谋人员，造具名册呈送军事委员会备查，并于每届定期任职以前，将增删人员具报，每经若干年，则更新上项名册。
第五条：各级参谋之任职，由军令部在前条适任人员内遴选，呈军事委员会核准后，照一般任命程序办理。[45]
除了《参谋任职规则》，与参谋任免有关的法令尚有《储备参谋人才办法》，详细条文如下：
1. 各军师长及独立旅旅长，得于所属少校，上、中尉各级军官中遴选优秀作为储备参谋人员，其员额为各该部参谋处编制员额之三倍，并须就各兵科适当分配之。
2. 遴选之标准如次：（1）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毕业后服队职半年以上者，或其他正式军校毕业服队职三年以上，学术精良成绩优异者；（2）体格健强克耐繁劳者；（3）思虑周密堪任参谋业务者。
3. 此项人员选出后，应于原任职务许可时，轮流抽调练习参谋业务，并施以参谋教育，其教育情形，应随时呈部备核。
4. 尔后各部参谋人员出缺时，即选择此项人员成绩优异者调充。
5. 各部队应将遴选人员之姓名、年龄、级职、出身兵科及略历等项造册呈部。此后是项人员之人事调动，须随时报部备查。[46]
国军对于参谋人员任免，甚至参谋人才的储备，虽然均有详密的规定，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缺点。
1. 军事委员会对于各部队请委参谋人员，系照一般军官佐任职程序办理，上校以上者均颁给委状，中校以下者仅予备案，不另给委。事实上，参谋人员既需统制任用，其学识能力尤需较一般军官优秀，故其任职程序即不应与一般军官相同，以示崇异；而遴选之初，尤需由军令部慎重审核，以收统制的实效。[47]
2. 各部队选用参谋，大多未经报部审核，尤其是各军、师的参谋长，每多由各战区、各部队长任意保荐，而未由军令部依照规定委派。[48]
抗战时期，国军参谋人员的来源，除了晋任以外，尚包括分发、介绍、甄选和自行申请等数种。其中甄选和自行申请二种用人方式，使用甚少，而以分发和介绍为主。由于此时国军人事制度尚未上轨道，不少官长以某一地区、派系或历史为用人范围。以下拟就分发、学缘、业缘、地缘等主要来源，略作分析如下。
第一，分发：各级军校毕业分发工作，系由主管机关根据需求单位的申请，指令学校统一办理作业。现以陆大的分发作业情形为例，加以说明。
抗战前，陆大学员入学后，仍留原职原薪，修学期间仍照停年晋级。学员毕业后，依《陆军大学校组织法》的规定，系由校长呈请参谋本部择优任用，或送回原送机关服务。[49]不过事实上学员离开原单位已久，多半调为闲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部队变动甚大，许多学员在毕业后，已无机关、部队可返。[50]适值战时军中幕僚求过于供，陆大学员既受深造教育，自为各单位首长所重视。因此，在分发前，自委员长侍从室起，至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军政部、各战区长官、各军师长，均纷纷致电陆大，要求分发毕业学员。[51]学员入校时，阶级原仅为中、上尉，如照一般晋升，不过上尉、少校而已，然各战区司令长官，如顾祝同、薛岳、胡宗南等，均指名电调，各集团军总司令也电调若干，均给予上校参谋或科长的职位，甚至提供津贴，约其毕业后前往服务，[52]自为学员所乐于接受。相反的，有些战区（如第六战区）以原阶级调用，学员即均不愿前往；[53]甚至有被分发至军令部的陆大十六期毕业学员及参补班、特别班毕业学员，到职后不久纷纷求去的情事，[54]严重破坏了国军的人事制度。
陆大教育长万耀煌有鉴于此，即自第十七期入学起，将全部学员调为军令部入学附员，薪饷、服装、补给均由军令部发给，不许兼差，毕业后分发也由军令部统一办理。[55]不过似乎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陆大毕业学员于分发后，仍有若干学员计较阶级的高低、待遇的多寡，私下活动，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报到。[56]此事最后引起了委员长蒋介石的重视，下令凡是陆大学员毕业时，不发文凭，待其到分发机关、部队服务满三个月后，由分发机关、部队主管将其所任职务呈报军令部，并请发给文凭，倘不遵令前往分发机关而自行活动者，即不发文凭，并取消其学籍；至于各机关、部队，也不得以较高阶级相罗致，否则一经查出，即将该主管长官予以惩办。[57]经此整顿，陆大学员在校期间接受津贴的情事，已不见再有发生，不过1943年4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仍再三告诫陆大学员毕业后，要遵守政府的分发调度，[58]显示出分发的问题，似乎仍未完全解决。1944年，陆大增设战术教官研究班。194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后的《陆军大学校组织法》，乃规定陆大毕业学员，除了战术研究班的学员，呈请军训部分发任用外，其余均呈由军令部分发任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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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缘：学缘包括同学关系和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自古即是中国社会中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近代新式教育兴起后，学生多离家在外就读，同学之间接触机会大为增加，[60]军事学校的学生，由于彼此朝夕与共，关系尤为密切，日后在事业上互相帮忙，自是极自然的事。[61]同学之间相互援引提携的现象，在新机关或新部队成立时，尤为显著。如1937年10月，正在陆大十三期肄业的冷欣（黄埔一期）奉命出任新成立的陆军第三预备师师长。他事后对于此一部队的筹组经过，曾有以下的追述：
10月26日，我奉军政部何部长敬公电令：已奉委座核定我为第三预备师师长（我未进陆大前曾任过第四师师长），即日往南京报到，当晚邀集二三同学商量如何担当这一个新的任务。因为第三预备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并非现成建制，要从头组织起来，颇不简单，复值抗战初期，困难必多。经过一番研讨，初步决定组织计划和训练方针，邀请数位同学相助，翌日呈报学校当局，傍晚与已约定的同学唐云山、徐笙、曹天戈、毛景彪、蔡文治等，同离长沙，向南京进发，并拟定唐为副师长……徐、毛、曹、蔡等，则拟分任参谋，他们都年轻优秀，阶级又相等……到达南京，先后晋谒委座与何部长恭请训示，并请调委各级军官，指定拨兵管区，及武器和装备的需求。[62]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参谋阶层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胡宗南的干部中，不少是出身陆大，其中许多即是由同学关系介绍而来。如1940年，胡宗南的侍从参谋侯声自陆大特别班第四期毕业，向胡签呈介绍张汝弼、张观群、马毅志、慕中岳、梁文铁、宋质坚、佘辉庭等十余位同学，经胡宗南先任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少将高级教官，经过考核，先后分派为各军、师参谋长。胡部驻重庆办事处长程开桩，1942年自陆大特别班第五期毕业，也曾介绍许多同期同学至胡部工作，如谢齐家任西安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63]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即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64]
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串一“学系”之争。[65]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66]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三，旧属：我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军界也不例外。各机关、部队每有主官调动，参谋人员也随之更换者。如此不但影响业务的推进，同时也不符合参谋任用的规定。[67]
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即为同乡。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68]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参谋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一般说来，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为主，而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事、学生的情形较多。如胡宗南集团中，师参谋主任以上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大多为陆大正则班或参谋班毕业，在各军、师司令部中，则有不少处长和科长是浙江人和第一师、第一军的老部下。[69]
抗战时期的军人，一如公务员，缺乏有效的保障制度。部队或机关每更动一个主官，往往造成人事上很大的变动，致使全体属员均感不安，精神因以涣散，工作效率也随之减低。[70]
（三）升迁调补
国军参谋人员的升迁办法，和其他一般军官，并无多大不同，故在此不拟多加讨论。[71]根据抗战时期军令部的检讨，认为参谋的升迁，由于缺乏严确的考核，以至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每使优秀者不能才尽其用，次焉者反得滥竽充数，于是参谋服务的热忱自然降低，而能力也自然日趋衰颓。[72]
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官佐的素质，应实施各种调任，使每一军官能经历指挥官、参谋、幕僚、事务官、教官等各种职务，养成健全的人才，同时也可打破军队私有的积弊。军官佐于任职中的调任，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经历调任：军官佐应有本官科各种职务的经历，应在部队、机关、学校之间轮流调动，而不应长久停滞于某一处。三者之中，尤以部队职务最为重要，凡军官晋级、晋阶，必先服相当期间的部队勤务。国军人事法规虽然也有经历调任的规定，但是并未实施。1939年4月，始实施指挥官与幕僚的调任，至该年年底止共调任137员。1940年10月，军事委员会再订定《陆军军官实施互调暂行办法》，通令定期任职时，实施经历与职期调任。[73]但是未能推动，其原因为：（1）作战期间，人员更动确有未便。（2）少数部队长官狃于习见，视军队为私人产物，非其所属系统，不肯互调。（3）抗战期间，各级军官，学识程度降低，而实战经验增高。相互调职，以幕僚调队职多能胜任，以队职调幕僚，能胜任者实鲜。因此各部队仅在可能范围内，作少量互调，以示奉行法令而已，并无法普遍施行。[74]（4）中央规定，凡升调及投考陆大，均以曾任主队职与否为标准，因此军校及陆大毕业学生，一到部队，多喜带兵，而不屑于参谋的工作，形成重主官轻幕僚的积习，部队中如以一上尉连长调升少校参谋，许多人则认为是明升暗降。[75]
抗战中期，国军开始强化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于是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而各级指挥官也渐能了解参谋的重要性。因此至抗战后期，在中央军的部队中，指挥官或参谋官，已多由“曲线”晋升，而非“直线”晋升；至于中、下级军官，则多采“曲线”晋升，直接由排、连、营长的晋升，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所谓“曲线”晋升，是指在指挥职和参谋职之间轮流调升者。此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而“直线”晋升，则是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或是由排、连、营、团、旅、师、军长直升。前者有学识而缺乏实际经验，后者则有经验而缺乏军事学识。[76]抗战后期，各机关、学校、部队开始实施有限度的互调，[77]但是由于战乱及其他因素，成果极为有限。[78]经历调任既无法按时举行，遂养成参谋和主官各成平行直线式的升级，任免，待遇各趋一途，于是参谋几成专业，其学识经验既偏于一隅，其地位则总居僚属，终致国军殊少幕僚、主官兼备的全才。[79]
第二，职期调任：在一个单位过久，易生惰性，即平日的教育、纪律，也将逐渐松懈，其部属也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而少奋发新兴之气；长官与其部属相处日久，更易产生私家军队的流弊。因此任何一个健全的军队，无不有职期调任的制度，如日本的军、师长，自抗战爆发后，仍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军、师长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二年以上者。[80]根据国军军官佐任职规定，军官佐任同一职务未满一年者，除特殊原因外，不予调任；满三年以上者，除有必须留任之原因外，应予调任。[81]但是由于作战及事实上的种种困难，也未能实施。1942年，军令部在一次视察中，即发现某些部队的参谋，有调职过速或连续任参谋七八年者。[82]
四 参谋在军中的地位
1926年，英国著名的兵学家富勒（J.F C.Fuller）曾在《兵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一书中指出，直至最近以前，战争的胜负通常决定于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统帅伤亡或是被俘之时，因为通常都是统帅自己一个人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83]
当战争变得日趋复杂，开始需要有专业化参谋的协助。拿破仑作战时，他通常是自己制订作战计划，然后让侍从的顾问骑马到山上观测战场地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将领们则通常是在火线后方的司令部中研读地图，然后利用电话和汽车下达命令。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区指挥官手下的参谋人数更多，分工也更细。战场的范围，由地面扩大为陆、海、空三面；高级指挥官通常在远离战地的司令部中做成决策。
以上所述，虽然是近代西方指挥官角色的演变，但是同时也是参谋兴起的过程。近代中国，由于技术条件的落后和一些其他的因素，使得此一过程的发展，较西方为缓慢。直至抗战以前，军中选拔部队长，多偏重天才，或重作战经验。[84]作战时，由于事务简单，指挥官一人之力已足付，对于幕僚，视如军事秘书，仅盼其能起草命令、报告，绘制图表，有为军官多不屑为，甚至非军人也滥竽其间。[85]因此，参谋人员在军中的地位低落，如一位高级将领即曾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他们［指带兵的军官］最恨的是司令部里头的参谋人员，他们说：“咱们拼死命去打仗，打出这个江山来，你们这些鸟参谋有啥用处？要你来管闲事，讨厌得很！”所以参谋们奉令到前线侦察的时候，是很苦、很苦的，路上走着，没人理会，虽然低声下气地问，也要被他们轻视。参谋带子、大学徽章，他们是看不起的啊！[86]
抗战爆发后，各级指挥官多依内战经验指导作战，缺乏绵密的计划，或根本没有计划，遑论巧妙运用。事实上，应由指挥官决定方针，参谋根据最有效的部署制定计划，然后再照计划，下达命令，因时制宜，方能常立于主动地位，达成任务，绝不能以全部计划交于部下，失去活用余地。[87]国军在屡受重创后，才感受到兵学素养的重要。陆大毕业军官，由于均受过参谋训练，以及师、军和大兵团战术的陶冶，因此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各方延揽的对象。[88]但是多数的部队长自视颇高，所希望的参谋人才，并非需有高深的战术修养和参谋作为，而是“绍兴师爷”型的参谋，既要听话，又要能干。不要过问经理，也不要参与人事业务。[89]只要拟订计划，草拟演习想定，报告作战消耗，记述要报、详报为已足。如能报败为胜，化无为有，更能获得重视。[90]
至于各级参谋长，负有辅佐长官，拟定及督促计划与命令实施的重要任务，和主官的关系密切。但是主官限于积习，在指挥运用及作战要求上，初期尚难完全水乳，以致纠纷频传，有的是主官不尊重参谋长的地位和意见，认为其不称职时，不呈请军令部核办，即自行将其撤换；也有的是参谋长所见和主官不同，即遽行求去，潜回后方。由于纠纷不断，甚至促使委员长蒋介石亲自电令各机关、部队主官及参谋长，予以纠正：
近查有少数主官与幕僚长意志不一，互相猜忌，而幕僚长亦有不尽职责，潜回后方者。似此情形，于抗战前途影响甚巨，亟应纠正如下：
一、主官对于参谋长应尊重其地位与意志，倘认为不称职或有其他情事，应密呈军令部核办，不得私行撤换。
二、参谋长应知本身业务之重要，尽心竭力向主官建议，如主官所见不同，可将所持理由婉切陈明，不得因所见不同，遽行求去。
三、各级参谋长对于各该部所属主官与参谋长间之人事关系，应负协调查考之责，并需随时呈报军令部，以为改进人事之根据。
四、参谋长请假或至后方公干，应呈请主官、长官批准，并报军令部备查，如有擅离职守或潜回后方者，一经查出，定予严处，决不姑宽。[91]
主官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陆大出身之参谋长的长处。例如郭汝瑰战前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并不为师长霍揆彰所倚重，及至淞沪作战，郭亲去第一线为霍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应如何处置，等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霍便可立即处理。淞沪大溃退时，十四师未得命令，不敢退却，经郭汝瑰和六十六军叶肇的参谋长，陆大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十四师的撤退时机、路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军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自此以后，霍揆彰对陆大学员的印象大为改变，经常劝各军、师长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然联络不广，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92]
参谋长和主官，通常也需要经过共事一段时间后，方能相互适应，建立共识。一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曾将工作心得作成一首打油诗来指点后进：“文武讲写打跑坐，七样工夫不得错，还有一件要记得，主官担功我担过。”“文”和“武”指的自然是要文武全才的意思。“讲”指的是上课时能讲兵学。“写”指的是下笔千言，立即成章。“打”指的是作战，要能出入于枪林弹雨中，而无惧色。“跑”指的是勤于训练和视察部队，不辞辛劳。“坐”指的是能静坐思考教育、战备、后勤、卫生、统御、经理等一切军务。在作战问题上，可以据理力争，以战胜为主，不能循情和任何干部妥协。但对人事和经理两项，只需了解情况，不要干涉，由主官自行解决。[93]这首打油诗，充分反映了参谋长在部队中所扮演的角色。
综上所述，不论是参谋或是参谋长，在国军中的地位，均无法和在先进国家军队中的地位相比。[9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和国军接触机会增多，对于国军的指挥和参谋程序即甚为惊异，他们指出：“中国军队的参谋和指挥程序十分独特。参谋所发命令无人重视，命令必须是由指挥官本人发出。如为书面命令，需盖有关防。”[95]他们对于和国军军政部门交涉时，凡事均需签报部会首长核示的作业程序，也常有怨言。为此，蒋介石曾于1945年1月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96]但是成效似乎十分有限。
本章小结 近代世界各国的参谋制度，以德国和美国最为人所称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此，笔者试将中国的参谋制度和美、德两国作一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以前，在德军中如想升至将官，参谋团为必经之路。参谋团有如一个需具会员资格始准进入的俱乐部，其成员均为精英中的精英，在一般人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人数虽少，影响却极大，对于作战能力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战争学院主要是以考试方式选拔优秀军官入学，考试科目中最重要者为战术。1920年以后，所有军官均需应考，考生通常需要花费五个月的时间准备，其慎重的程度由此可见。入学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录取人数一直均极少，即使在参谋人员逐渐不足的1936年，也只在1 000人中录取了15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常录取学生60—80人，1943年以后增至100—150人。
德国战争学院需肄业三年始得毕业，宗旨在培育能够担任师参谋长的作战人才。课程主要为战术，其次为军事史，至于参谋作业和军事组织、情报、补给、运输、兵工、各军种间的勤务支援等科目均为副科。毕业前，由队职官根据平日对学生的观察予以评分，而不举行笔试。所着重的特质为智力和逻辑思考的能力、当机立断和掌握重点的能力、创造力和长时间工作的耐力。战争学院毕业生，首先需至参谋本部见习1—2年，然后才能正式取得参谋资格，可以佩戴众所羡慕的深红色臂章和银色领章，并可在其阶级后加一“参谋”（im Generalstab简称“i.G”）的称号。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学院停止招收新生，三年的课程改为八周，目的在培育能够服务于参谋本部基层的人才。课程着重实用，强调战术、补给、运输、参谋作业、情报及反情报。毕业生被评为适任参谋职务者，通常在80％左右。至1942年3月，由于伤亡人数增加，对于参谋的需求迫切，于是参谋制度再改组。参谋军官需先在师部参谋部门见习6个月，再至高一级的机构（如军部）任职3个月，然后接受8周的参谋课程（Lehrgang）及6个月的见习，最后才成为参谋，训练时间总共约一年半。[97]
军界权威人士，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参谋制度，均认为就整体而论极为良好（excellent）；但是对于战时情况的评价，则各家评价不一，并无一致的看法。[98]在此值得重复的是德国参谋制度的一些特色：第一，以一所单一的战争学院，担任所有教育的功能。第二，特别强调战术及作战技能，相对地忽略了战略和高层作战指挥（higher conduct of war）。第三，重视学生个性，而非知识和能力。第四，依赖教师而非笔试，了解学生。第五，不论战时和平时，重视非正式教学（informal teaching）和实作（practical work）。第六，长时期的见习。第七，直至1943年前，几乎是以战争学院作为升迁的唯一管道。第八，参谋团排外（exclusiveness）和隔绝（separateness）的精英性质。以上各点，均为普法战争以降的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特色。[99]
美国国防部的参谋本部创立于1903年，在许多方面是仿自德国的参谋制度，但是自始也有其特色。美国的参谋系统远较其他国家的为庞大，包括一般行政和作战指挥，参谋的训练也以此二者为重点。
美军对于参谋人才的培育，可分为两个阶段。1901年，将位于雷温渥斯要塞（Fort Leavenworth）的步骑兵学校（US Infantry and Cavalry School）改为一般军事暨参谋学院（the General Service and Staff College），[100]招收各单位推荐的中、少尉，施予一年的参谋教育，毕业生派往各部队担任参谋职务，性质有如德军的带兵参谋（Truppengeneralstab），只是素质较差。为了培育参谋本部部内的参谋人才，又于1904年创立陆军战争学院（US Army War College），不过直至1922年，战争学院学历才成为进入参谋本部的必要条件。要想进入战争学院就读，首先需毕业于指参学院，不过考绩特优者不受此限制。战争学院修业期限为一年。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任务理论上包括培养军官在高层执行野战作业（field operations）的能力，包括和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传授参谋本部的业务；训练如何和海军联合作战；教授过去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战术和后勤。实际上，课程偏重于国际关系、经济学、工业和各军种间勤务的问题，因为其目的主要是在培养国防部从事一般行政工作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在战场指挥的能力。[101]
中国自古以来即已有军事参谋机构，军队中存有参谋的固定职务，参谋业务也日趋完善，但是参谋机构一直未能发展成为主导性的组织体制。清末军事参谋组织形式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始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近代美军参谋团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102]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直至抗战期间，参谋制度才逐渐建立。自此以后，不仅各军事机构及部队的幕僚作业得以有统一的范式，同时此项作业方式后来甚至为各行政机关所采用。[103]
不过国军的参谋制度由于以下几种因素，使得应有的功能并未能充分发挥。第一，参谋教育的质和量均不符需要。在课程方面，陆大一如德国战争学院，不重视军事以外的课程，而以培育单纯的高级指挥参谋人才为宗旨。但是不同于德、美的战争学院，陆大的教育内容未能充分“本土化”，过分偏重模仿西方现代化战争的理论和经验，而忽略了和本土环境的配合。在师资方面，陆大无法和德国战争学院一样，以良好的待遇和发展机会吸引一流人才前来任教；反而和美国战争学院的情况类似，久任的教官多为在军中无发展前景者，加上抗战期间经济条件恶劣，遂造成师资的素质一直无法提升，甚至在数量上也无法满足需求。
第二，参谋人事制度的不健全。查德国的参谋制度，平时对于战争学院毕业学员，每期择最优秀者百分之二十，留最高统帅部服务，满二年后则派赴各部队，充任尉官级各项主队职，再择选调回统帅部服务；待至相当时期，复派往各部队，任校官级各项主队职，后再择优调回统帅部服务；待至相当时期，复派往各部队任将官级各项主队职，后再择优调回统帅部服务，如是经过若干次派遣调回，逐次淘汰，仅留百分之四、五最优参谋军官在参谋部服务，一旦遇有战争，则使出任战斗序列部队各级指挥官或幕僚长。[104]至于国军的参谋制度，则一方面由于陆大对学员考核不确实，毕业后服务期间，又因考核制度不健全，如需遴选最优参谋，缺乏依据；另一方面，军令部对陆大正则班及参补班学员动态，无法掌握。参谋团的名册既难完善，自然无法实施人事管制。[105]
第三，参谋人员的地位低落。近代德国的参谋人员均为社会中的精英，因此享有崇高的地位。近代美国由于社会上及精英的民主气息浓厚，参谋制度被视为是不符合民主的理想，故无法取得像在德国一般崇高的地位，不过由于军中厉行分层负责，因此其专业地位也获重视。近代中国则直至抗战爆发，国军屡受重创后，才感受到兵学素养的重要性。陆大毕业军官由于均受过参谋训练，以及军、师和大兵团战术的陶冶，因此开始受到重视，成为各方延揽的对象。但是，多数的指挥官均未能充分授权，尤其不愿其参与经理和人事业务。抗战后期，军中曾推行分层负责制，不过成效有限。
（本章原名《抗战时期国军的参谋人员》，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
[1]冯玉祥：《我的生活》，教育书局，1947，第496—498页。
[2]如江浙战争爆发时间为9月3日，而冯书误为8月24日。
[3]Hsi-sheng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137.
[4]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1，第101页。
[5]刘凤翰：《晚清新军编练及指挥机构组织与变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Ralph L.Powell, The Rise of Chinese Military Power, 1895-191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6]《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表》，档号0211/3750，“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
[7]关于陆大的沿革，可参阅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
[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84—285页。
[9]陈素农：《回忆录》，第18页。
[10]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编者印行，1994，第75页。
[11]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12]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83页。
[13]本书第三章。
[14]《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毛笔原件），1943年，第24页，档号769/2477，军令部档案。
[15]蒋介石：《陆大学员之责任与基本的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7，第5—6页。
[16]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第66页。
[17]《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18]《民国二十四年度军队参谋教育大纲及计划》，《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二十四年辑）》第6编，中华书局，1935，第50—51页。
[19]《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20]《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4页。
[21]《该部调查军师参谋长及陆大教育候选简历名册》，1945年，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22]王多年：《第十八期修业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175页。
[23]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毛笔原件），1942年，第18—19、38页，档号769/2220，军令部档案。
[24]卫道然：《卫立煌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第24页。
[25]傅润华：《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第182页。
[26]林泉访问兼纪录：《郭寄峤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76—77页。
[27]《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二册“军政”，第1567页。
[28]《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第3页，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29]《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第3页，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30]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4—15页。
[31]蒋介石：《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8，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6，第208页。
[32]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33]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图1，1939，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军令部三厅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出身统计图》，档号769/309，军令部档案；三厅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图4，1944，档号769/310，军令部档案。
[34]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35]Alvin D.Coox, “Thc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llan R.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eds., Military Effectiveness, p.10.
[36]刘子清：《从军三十年》，凤山：黄埔出版社，1954，第153—154页。
[37]蒋介石：《军事教育之要旨（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2，第318页。
[38]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40页。
[39]蒋介石：《整军训词》，第208页。
[40]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5，第308页。
[41]戴坚：《战阵新法——为纪念本师成立三周年而作》，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第6—7页。
[42]《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69/2363，军令部档案。
[43]如果再加上地方军事机关、警备司令部、补训部队、游击部队等，员额则在7 000以上。参阅《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3页。
[44]《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5页。
[45]《陆海空军参谋任职规则》，第1567页。
[46]《储备参谋人才办法》，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编者印行，未注出版时间，第72页。
[47]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军事处编《军事委员会廿九年度最高幕僚会议汇编》，第72页；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306页。
[48]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第184页。
[49]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151页。
[50]《陆军大学组织法》，《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二册“军政”，第2002页。
[51]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页。
[5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三四号代电，档号773/859，军政部档案。
[53]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页。
[54]《军令部人事管理会议纪录》，档号769/2211，军令部档案。
[55]万耀煌：《万耀煌将军日记》下册，第215—216页。
[56]《第一期战时行政计划实施方案进度考核表》，1941年2月13日，档号769/711，军令部档案。
[57]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渝令卅三德字第三○三四号代电。
[58]蒋介石说：“以后我们陆大的学生，一定要特别尊重军队的人事法规，和遵守铨叙手续，毕业以后，一切工作要听政府来支配，职位要由政府来决定，决不能非分要求和自由活动，如此，才能使我们军队的人事走上轨道，也才能贯彻我们军人严守纪律的精神。……切不可像过去一样，一般学生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和校外各部队长互相邀约，甚至接受人家的津贴，毕业之后，不受政府的派遣调度，如此，就无异把自己看成一件商品，出卖给人家，这无异是将你自己的人格卖了给人家一样。”参阅蒋介石：《陆大学员为学办事之要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0，第111页。
[59]《陆军大学校组织法》，《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七六九号，1945年4月11日，法规，第2页。
[60]同学关系在近代西方人友谊发展上的重要性，可参阅Michelle Perrot, ed.,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Vol.4, From the Fires of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 pp.561-563.
[61]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 p.68. 即使是短期的训练班队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例如抗战时期一位毕业于中央军校参谋训练班的军官，即曾有以下的回忆：“在参谋班受训时，我们有八个志同道合的‘死党’，被同学们称之为‘八大金刚’，对工作的分派，大家主张‘内外皆有，毋远弗届’，选择最有发展的部队去，大家埋头苦干，不成功便成仁，等到抗战胜利后，再作第二步事业计划的商量。因此，我们八个人有两句口号：‘分离不是感情的分散，乃是事业的扩张。’当时的雄心壮志，是可想而知的。”参阅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224—225页。
[62]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第3—5页。
[63]张汝弼：《我任胡宗南人事处长的见闻》，《贵阳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3辑，第214—215页。
[64]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
[65]杨学端：《二刘大战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1963年1月，第100页。
[66]赵秀昆：《抗战期间武汉失守后的十八军》，《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99—100页。
[67]《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2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毛笔原件），第24页，1943年，档号769/2477，军令部档案。
[68]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38页。
[69]详见本书第45页。
[70]王耀武：《从作人到作战》，第140页。
[71]详见本书第47—57页。
[72]《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7页；《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27页。
[73]沈怀玉：《军职制度》，“国史馆”“中华民国”史公职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公职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0，第440页。
[74]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远1941年9月30日致军令部函，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41—42页。
[75]六十九军一八一师师长张雨亭文，档号769/59，军令部档案；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23—24页。
[76]张赣萍：《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8页；黄仁宇教授1993年1月19日与笔者私人通信。
[77]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45年3月3日致军令部训令：“自本年度起，实施部队、机关、学校上校以上人员经历调任……关于军、师参谋长及驻外武官、陆大教官候选人员，应由该部遴选造册。”档号769/70，军令部档案。
[78]例如：1945年陆军第十四军仅实施一部分的幕僚与队职互调。参阅《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第295页。
[79]《参谋人员缺乏原因及如何充实之检讨》，第7页。
[80]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台北重排本，未注出版时间，第392页。
[81]何应钦：《军政十五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第36页。
[82]黎明：《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三组视察第三战区各部队报告书》，第23—24页。
[83]J.F.C.Fulle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
[84]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277页。
[85]《国军作战经验节要》，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编《抗战参考丛书（合订本第1集）》，编者印行，1940，第126页。
[86]朱培德：《军官的新生活》，正中书局，1934，第28页。
[87]何应钦：《何参谋总长训词》，《参谋会议要录》长官训词，第21页。
[88]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第277页。
[89]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1932年于达在担任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参谋长之前，前往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处请益。周向于表示：“参谋长和主管搞不好，一为人事，二为经理问题（钱的问题），这两个你不要管，没有搞不好的。”参阅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52页。
[90]王多年：《第十八期修学述忆之片段》，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74页。
[91]《军令部有关参谋人事各种重要电令》，未注出版时地，第13页，档号769/2497，军令部档案。
[92]郭汝瑰：《我在陆军大学（1932—1937年）》，《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第75—76页。
[93]本期同学联合写作：《第十四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34页。
[94]Hsi-sheng Ch’i, “The Military Dimension, 1942-1945,” in James C.Hsiung 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N.Y.: M.E.Sharpe, 1992, p.168.
[95]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36.
[96]《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所属各部会应即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46页。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即已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参阅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编《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编者印行，1943，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25—226页。
[97]有关德国的参谋制度，详见W.Goerlite,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1657-1945, New York, 1953.
[98]John M.Nolen, “JCS Reform and the Lessons of German History,” Parameters 14：3（1984），pp.12-20.
[99]Martin van Creveld, Fighting Power: German and U.S.Army Performance, 1939-1945, Westport, 1982, p.149.
[100]Boyd L.Dastrug, The 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A Centennial History, Manhattan, Kansas, 1982, p.42.
[101]van Creveld, Fighting Power, pp.149-151.
[102]John McAuley Palmer, America in Arm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S.with Military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 passim.
[103]姚光兴：《第十九期修学述忆》，杨学房、朱秉一主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第196页。1941年，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幕僚长制，即脱胎于军中的参谋长制，参阅蒋介石：《建设基本工作——行政三联制大纲》，《蒋总统思想言论集》卷16，第136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2册，商务印书馆，1945，第92—93页。学者钱端升则认为幕僚长的观念来自军中的参谋长和督抚衙门中的吏员。参阅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231.
[104]《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53—54页。
[105]《军令部业务检讨改进会议纪录》，第55—56页。
第五章 军队中的蒋介石手令
蒋介石所曾颁布过的手令，数量极多，据一位曾长期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以下简称侍从室）人士的估计，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侍从室积累收藏蒋的手令，即有120余箱之多。[1]晚近中外学界对于蒋颁布手令的看法，大致说来不外两种：第一种（以Lloyd E.Eastman为代表）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是破坏体制的表现。[2]第二种（以黄仁宇为代表）则认为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乃是其“人身政治”的延长，企图以士气、人心取代制度。“只有经过他（指蒋）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派得过去。”[3]以上两种说法，立场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均认为蒋施行人治，未能尊重制度；第二，均将手令等同于越级指挥；第三，均忽略了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
笔者在查阅过2000余件收藏于台海两岸的蒋氏手令后，发现以上三点均有可以质疑或修正之处：第一，蒋的大量颁布手令，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第二，蒋所颁布手令的内容包括极广，越级指挥者并不多见，少数越级指挥且出现弊端较为严重者，仅为有关作战方面的手令。第三，军事将领喜好越级指挥作战，乃是在长期指挥小兵团的环境中所养成的习惯，加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所致，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更有进者，如将蒋的大量颁布手令放在战时中国艰苦的物质环境下观察，可以发现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凡此种种，均显示蒋的手令，不论是其性质、运作与影响，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与评价。
一 手令制度的运作
自秦代以至于清代，皇帝的下行文书统称为诏敕、谕旨。皇帝的制敕通常由内廷发至中枢机构，以正式公文加盖朱印缄封颁下。汉代系通过宰相、三公府；唐宋系通过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明清系通过内阁或军机处。凡不经正式机构程序，而由皇帝以个人名义直接发下的命令，唐代称为墨敕或手敕。皇帝所下墨敕，因用墨笔书写，未经正式议定，系个人意见，三省也可以不执行。如武则天时，宰相刘祎之即曾对武则天所下墨敕说过“不经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何得为敕？”[4]但是一般说来，手书墨敕仍具有与正式文书同等的效力，接受者不得不奉行。明清两代，谕成为皇帝常用的一种诏令文书，凡皇帝对臣僚有所训示和委任，称为敕谕，亦称为谕旨。清制规定，京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要员所上奏折，凡奉批朱发还后，该折无论是蒙上批圈还是书写，一律须按时汇缴，不得私自保留。
民国时期国家领导人的文书制度大致上沿袭前代，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以现存史料较多的蒋介石为例，其所批阅的文件或者下达的手令，系通过侍从秘书，分别送交侍从室第二、第四组，两组根据蒋的批示或手令，以其名义发布命令。有些带有通令性质的重要文书或指示，常由陈布雷或陈方起草，而以手令的形式发布；也有的是由蒋本人口述，经侍从秘书记录整理，再由陈布雷作文字上的修正，由侍从秘书代书，最后由蒋签名，交侍从室承办。
从蒋介石所发手令的种类来看，大致上军事类较政治类为多（政治类中又以人事方面为多），党务、文教、经济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可以反映出蒋本人的关怀所在，也可以反映出国民政府的问题所在。笔者于浏览过2 000余件手令后，得到下列几点印象。
第一，手令的范围极广。例如蒋1948年曾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呈报该行过去三年外汇公私购户的名单及其用途，又曾多次下令于每保设置公厕，以重卫生。对于军公教人员及学生的服饰及行为，也不厌其烦地予以规范。例如他曾要行政院秘书长陈仪与内政部长研拟规定公务员制服、制帽，并分三等九级的可行性。又曾下手令要求研究女学生的标准发型；对于大、中学不守纪律的学生，则要求不可以开革了事，应先送入青年团的劳动营受训，然后再派至部队入伍。[5]
第二，蒋极为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各基层。例如1942年蒋曾两度以手令致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指出“目前县以下各级党部皆销声沉寂，无所事事”，而要求健全区党部的组织。蒋又曾下令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应以保甲户口的虚实为标准，并曾多次督促重庆市政府彻底清查户口，整顿市民身份证。[6]
第三，蒋极重视宣传。1942年，蒋曾两度下令扩充无线电传真机器及各县乡镇公所收音机，并加强编制墙报。1945年12月，蒋曾以手令致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表示各省市政府内可设新闻组。在宣传内容方面，1941年蒋曾两度下令对中共在美宣传方法研究对策；1945年3月，蒋曾以手令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与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要求对于反苏言论应一律禁止。同年7月，蒋更曾以《中央日报》编辑、社论与“小评”的水准“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将编辑与评论者尽速调换。[7]
二 对手令制度的各种批评
蒋介石的手令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即为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忙于应付手令，无暇处理一般正常的业务。[8]其次，蒋以手令越级指挥，也破坏了体制。
李宗仁即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他常在统帅部中，直接指挥前方的作战。抗战时他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内战时期甚至直接指挥至团长。[9]指挥的方法为直接打电话或电报，故往往中央主管军令和作战的部门以及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均一无所知，事后方由侍从室主任通知军令部。[10]使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小则引起误会，大则误事。例如1937年在晋北进行的忻口会战前夕，归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管辖、驻扎于万寿山的部队在作调防时，由阎锡山“转下之命令早发迟到”，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径下之命令迟发早到”，使得该部队不知所措，几乎错移位置。[11]内战末期担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的刘安祺即曾表示，除了阎锡山外，“其他像广州的几个人，台湾的几个人，还有国防部，都要指挥我，所以我要伺候三四个婆婆。但对我而言，地位最高的婆婆还是老先生（指蒋）”。“戡乱末期从东北战场到青岛撤退，老先生都是直接和我通电话，必要时派飞机把我接到他那儿去，即使下野回到溪口也是如此。”[12]如陈诚、薛岳之类的将领们对于蒋直接调动他们的部队，虽然心存不满，但是尚不敢非议[13]，第一次缅甸战役时，蒋介石派史迪威（General Joseph Stilwell）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则使得史迪威动怒。[14]
蒋介石除了越级指挥，决策又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等到军队调动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主意，更动自己刚下达不久的命令，弄得上下无所适从。究其原因，李宗仁以为是蒋未做过中、下级军官，缺乏战场上的实际经验所致[15]，徐永昌则以为是蒋“用兵不慎深思，且与僚佐声气不一，所以军队百苦于更调之烦”[16]。
针对各方的批评，蒋介石也有所解释。首先，对于手令过多使得各军政首长只知应付手令的质疑，蒋表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手令，有时想到的意见交给各首长参考则有之，正式的手令甚少。[17]
其次，蒋指出他只有在部属的能力不足时，才会越级指挥。1942年6月，他曾向史迪威抱怨军中将领的无能：
在晚上，我必须醒着躺在床上，想他们可能会作些什么愚蠢的事，然后写下来并且告诉他们不要作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实在太笨了，除非你凡事先替他们想好，否则他们就会作许多蠢事。这就是带他们的秘诀——你必须先想到他们所可能会作的一切错事，然后预先警告他们。[18]
至于将领如何无能，蒋曾在同年一篇名为《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的演讲中指出，对日会战任务不能达成，并非全是由于装备不良，指挥官自行破坏会战秩序，使指挥系统紊乱，致任务不能达成者，也所在多有。原因在于实战时有少数指挥官于接受上级命令时，不能依据上级企图、所负任务及当前状况，下达自己的命令，仅照例承转，因而不适时机、不合状况，使得下级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中间司令部对于下级的报告，仍有不依据当时情况并根据知识，判明真伪，而一律向上级司令部呈转，使高级司令部徒为低级司令部的文电所堆积。这些文电由于缺乏中间司令部的审核或判断，因此价值甚低。总之，由于中间司令部不作审查判断，加上越级报告等原因，使得高级司令部为求适机而越级指挥，因而造成指挥系统的紊乱，会战秩序也因而破坏。[19]
蒋介石对于军事将领的批评，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事实上，抗战期间的高级将领大多出身黄埔军校前几期。早期黄埔的训练时间甚短，所学有限，不过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迅速。据统计，1944年时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20]，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蒋介石对于这些学生在心理上总视之为小孩，“老是觉得这些毛头小子会出乱子而不放心……什么事情都不能放心他们去做，而事事干预他们，而且干预得很厉害”[21]。
蒋介石不仅看不起他的黄埔学生，对于李宗仁、陈诚、薛岳等老一批将领的用兵，也常有不满而采取介入指挥作战的行动。例如1938年武汉会战时，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以第五战区李宗仁部负责长江以北防务，第九战区陈诚部负责武汉以东的长江以南防务。9月，蒋介石对李宗仁的用兵消极“殊为痛心”，乃亲赴鄂东督战；对于陈诚的“怯懦无识”，用兵“不知轻重缓急”，十分意外，深感将才之不易得。[22]又如1935年1月，毛泽东在贵州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握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权，红军长征进入了第二阶段。3月31日，毛泽东、朱德南渡贵州乌江，红军此一行动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紧急采取应变措施。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靖公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每一道调动指挥部队的电令，薛岳非经请示不敢做主。”[23]
此外，蒋介石也采用以下的一些方法改变大家对手令过多破坏体制的印象。
第一，各机关不得照录手令转行。蒋介石1942年1月曾通令各部会机关，于接到手令后，应照令中意旨切实施行，凡主管部转饬所属的下级机关，即应以各该本部的名义行之，不应照录手令转行，或径以布告军民。[24]例如财政部限制购置食盐一案，该部在致各岸盐务办事处的通电中，居然有奉委员长手令，后方各省对购买食盐应加限制，以后每人每月只准购买8两等字样，实在有失体统，应予纠正。[25]
第二，更改“手令”名称。1941年12月，曾有侍从室幕僚向蒋介石建议，手令不下则已，既下非实行不可，以免失手令威信。指出近年各部门常不论事情大小，均以手令下达，应予以规范。凡遇特别重要的紧急事项，应下手令，次要事项则应用命令。[26]1942年12月4日，蒋更进一步指示侍从室两位主任贺耀组和陈布雷，以后发交各机关的手启各案，不可用“手令”的名称。[27]陈曾建议蒋，对于直属各单位，得用“手谕”字样代替；对于非直属单位，可用“手启便函”或“手条”等字样，绝不可用“手令”或“手谕”。[28]此项建议未见蒋批示，不过“手令”一词以后仍经常出现。
三 蒋介石好发手令的原因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与其军事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军事统帅部的指挥节度，较为集权化。各地区的作战构想及指导，往往由统帅部基于上层人员的判断而制定，与战场状况难免有所隔阂。尤其以国共内战（1945—1949）初期的作战为然。原因在于各部队指挥官的军事思想不统一，个性不同，作风亦异，有求稳妥者，也有喜冒险者。以致统帅部不得不越级指挥，以求统合发挥战力。因此，统帅部除直接指挥绥靖公署及战区外，经常指挥战区、绥署以下至绥区、整编军或军团，甚至有的指挥至整编师。不过到了国共内战后期，统帅部的威信不足，此种情形则转变为各地“剿匪”总部反有擅自变更战略构想或不听指挥者，如东北、华北及华中均是如此，造成指挥节度紊乱，这也是导致蒋介石军事上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29]
统帅部集权指挥方式的优劣点如下。
（一）优点
第一，能使所有军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同一战略目标作战，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第二，能使各种背景不同、素质各异的军队，在统帅部的指挥下，齐一行动，不至于形成各自为战、力量分散的局面。
第三，当统帅部具有充分威信时，可激励战志，增强士气，促进部队上下的团结合作。
（二）缺点
第一，过分干预下级，使得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的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难以成为有为的将领，甚至养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依赖心理。[30]
第二，各地区的战略构想及指导，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的指导，战机稍纵即逝，如等上级决定后再采取行动易失战机。[31]一位当年的军事将领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并认为这是当年军事指挥上的一大弊病：
打仗是瞬息万变的事，前面一个情况，一直到师长晓得，起码已经过了十二小时，最快、最近的也要两小时才晓得。无线电的操作有一定时间的。师长得到一个情况后，再由参谋长作报告，也要一天。拟电报、译电报，再去拍，拍到侍从室再译给蒋委员长看，已经过了几天了。加上又逢委员长休息、开会啦，等到他下命令，情况早变了。不是他的命令错，而是情况不同了，照他的指示做，必定打败仗，这是必然的，我们指挥系统的大毛病就在此。军队无法独立作战，力量受到本身的束缚无从发挥，这是革命军积习很深的习惯，也是一个大病。[32]
第三，一个地区内常有数个战场同时进行作战，在缺乏健全的参谋人员辅佐的情况下[33]，如每一战场均听从统帅部的指示，将使得统帅部无暇应付。
第四，统帅权集中的指挥形式，必须在统帅部先有充分威信时方得实施，如统帅部的威信不足，则必造成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
统帅部的这种集权指挥方式适与中共军队相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与下级部队的指挥关系，初期较为松弛，及至1947年夏，也逐渐趋于集中，但是对于下级各地区野战军内的各部队，则自始至终甚少干涉；同时，重要决策或计划，多先征询下级意见，甚至进行往返数次的研商，最后才由中央军委会做成定案。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等，均是如此。此外，中共军队下级部队的独断权责较大，上级赋予下级的任务较具弹性，有时仅以作战目标给予下级，并不作细部指示，因此下级部队，尤其各野战军，即可按照自己的判断与战场现况，指挥作战。故其战略可以充分取得战术的支持，部队特性也可以因应敌情的不同，而作充分的发挥。[34]1948年初，徐复观（曾任侍从室参谋）即曾在蒋介石面前，将国共两方的指挥方式作了以下对比：
有不少人认为总裁（按：指蒋）直接指挥作战的方式不太妥当……匪军特性之一，是他们的机动能力特别强。由前线的团长、师长，把情况逐级报到总裁这里来，再由总裁指示下去，中间经过的时间，匪情已经有了变化，再适当的指示，也成为不适当的了。尤其是养成他们遇事请示的倚赖习惯，缺乏积极的责任心；失败后，把责任都向总裁身上推；这种风气应矫正过来。[35]
蒋听后一言不发，可见对于徐所提意见也知道得十分清楚。[36]
不过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既然集权式指挥方式为一项特色，则好越级指挥者，即应不限于蒋介石一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如阎锡山[37]、陈诚[38]、胡宗南[39]等，普遍均有此倾向。军界人士以为，将领的喜好直接指挥，乃是自长久指挥小兵团的经验中养成的习惯，而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训练及经验所致。[40]但是笔者以为，这些将领喜好直接指挥的习惯，乃是其个人经验与军队“集权式指挥文化”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1941年起，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各级行政机关推行分层负责制度[41]，1945年1月，蒋介石也曾指示参谋总长程潜及军事委员会各部部长，应即于所属部会实施分层负责制[42]，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蒋介石的好发手令，除了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同时也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仍为一个农业社会，所赖以联系者，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苦时，军队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蒋介石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以士气取代组织，似乎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团、班，经常自己出面外，尚须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也须他亲自召见圈定。因此，他的好发手令和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43]。事实上，长官越级笼络干部，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如军长越级笼络团长、师长越级笼络营长等。在胡宗南的部队中，胡不仅常越过兵团笼络军长，甚至常越过军长笼络师长[44]；又如在薛岳的第四军中，团长以上的人事调动，也非经他本人的批准不可[45]。
手令既然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内容和格式即必须讲究。在称谓上，对一般部属，当然可以直称下属的姓名与官衔，对关系较为密切者，则使用别号，甚至称兄道弟，如对冯玉祥称“焕章大哥”或“焕章如兄”，对阎锡山称“百川兄”，对李宗仁称“德邻兄”，甚至对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也称“汉卿兄”，下面称弟署名。对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因其为拜盟兄弟马福祥之子，故称“少云世兄”。对林森，为表示尊敬称“林主席”，下署蒋中正。对黄埔学生，本可直呼其名或仅称其职务加姓名，但蒋为了笼络人心，也常对其称兄道弟，如对胡宗南称“宗南弟”，对康泽称“兆民弟”。[46]
至于手令的内容与叙述方式，则视性质与时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现试举以下两例加以说明。
1944年5月5日，日军进犯洛阳，与第一战区部队战于龙门。[47]蒋介石于战况激烈之际，发出一电示，所书收件人除了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更包括下属各军长、副军长、师长、副师长等20余人，内容除了以感性的言辞鼓舞士气外，也重申“连坐法”的惩罚方式，以加重各级干部的责任感：
特急。洛阳。蒋长官，转第十四集团军刘总司令茂恩、刘副总司令戡、张军长际鹏、武军长庭麟、谢军长辅三，并转陈副军长鸿远、陈军长武、张副军长信成、刘师长献捷、李师长纪云、马师长雄飞、范师长龙章、沈师长向奎、王师长连庆、张师长世光、李师长振清、王副师长文材、尹副师长作干、王副师长辅成、李副师长松昆、陈副师长德明、梅副师长展翼、赵副师长天兴暨各团长钧鉴：此次洛阳、龙门之会战，实为我抗战成败之最大关键，正我全体官兵杀敌报国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职责，用慰我国父及阵亡先烈在天之灵，凡我忠勇将士，务须抱定必胜信念，死守阵地，发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之决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从命令，严守纪律，重申连坐法，如有怕死、后退伤害我全军之荣誉者，必斩无赦，望我各级官长尤应身先士卒，严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之使命。我军荣辱，主义成败，国家存亡，民族盛衰，全在此举，希共奋勉，争取胜利，勿使长沙与常德战绩独美于前也。蒋中正手令。辰歌申。印。[48]
至于1948年7月13日蒋介石写给康泽一通手令式的电报，则属于另一种类型。1948年，康泽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襄阳。是年6月，中共部署在华中展开攻击战，至7月上旬，中共军队已推进至襄阳城外，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蒋介石7月13日给康泽一通手令式的电报，指示他退守襄阳城内，苦撑待援：
康司令官：真（十一日）电悉，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哿（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何况有我空军昼夜前来助战，非匪之所能及也。惟此全视主将之智勇与决心而定。历来革命苦战之役，当军民惊惶失措之际，独赖主将指挥若定，则过一时期自必转危为安，一般军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吾弟经过此番风浪，渡过此一难关，以后不惟胆识可以因之大为长进，而且立名成业，亦起于此矣。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猛，其如之何？弟以为如何？中正手启御机元印。[49]
这封电报不仅对战局作了具体指示，同时对于康泽个人未来的成名立业，也能殷切寄予厚望，其爱护关切之情，似有如家人父子，与前一封电文采恩威并施方式激励士气大为不同。
四 手令制度的影响
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被奉为“圣旨”般贯彻执行，因此具有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功能，不过也有部分手令未被贯彻执行。根据现有的资料，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是越级指挥，也并非全盘照收，他们所采取的对策，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拒收。有些地方军系领袖对于蒋的越级指挥，根本直接予以拒绝，最有名的例子即为李宗仁。1937年10月，蒋任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李即向蒋表示不希望蒋打电报直接指挥第五战区的部队，获蒋同意。蒋也真守此诺言，终李6年之任，蒋从未直接指挥过第五战区的部队。[50]对于白崇禧，蒋也有所顾忌，即使干预，也不敢坚持己见。例如1939年10月10日，蒋致电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的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的处置，作了两项指示，文末仍需加上“以上两项之处置，自信不致错误，请先在前方斟酌实情，并与墨三（顾祝同，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辞修（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切计从速断行为盼”[51]的字句。
第二，不主动请示。1938年台儿庄会战后，李宗仁与白崇禧的部队撤至涡河，对于是否渡河，一时无法决定，有人建议请示蒋介石，李宗仁不表赞同，他说：“为什么要请示？请示，他同意我们的做法，还不是一样；如果他不同意，硬叫我们打，那时，打，就要完；不打，违抗命令，也要完。从现在起，电台不和他（蒋介石）联络，待突围成功后，再打电报给他。”[52]这句话同时也反映出部分军政领袖的心态。
第三，躲避。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来打得很好，不料在作战正紧张时，蒋介石一个电话将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大败，失了长沙。薛岳在一气之下，竟不听统帅部要求将部队撤往湘西的命令，反将部队撤至江西，后来薛几乎因此受到处分。有人问薛何以要如此做，薛说：“跑远一点，他（指蒋）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军中高级将领众人皆知的趣事。[53]
第四，阳奉阴违。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当衡阳受到日军围攻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军用电话指挥衡阳作战，命令衡阳附近各部队增援衡阳守军。但是这些部队有的避不受命，有的敷衍应付，不积极行动。黄涛的第六十二军当时在衡阳以东，他为了躲避蒋介石的命令，告诉部下，如蒋来电话即说军长公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则采取口头应付、实际上按兵不动的态度。某日，戴笠传达蒋介石命令，要王耀武派一个加强营，攻击日军侧背，救援衡阳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王耀武复电戴笠说戴判断如神，实际上依然按兵不动，虚伪应付了事。[54]事实上，这种阳奉阴违的作风并非只限于军中，在党政各界也是所在多有。侍从室1940年所做的一次定期检查显示，各机关主官对于手令饬办事项，仍有未能彻底遵办者，甚至有延至数月始复者，其中专以文字敷衍，与事实全不相符，或并不照所拟办法施行，如重庆市政府呈复电力节约办法事实上并未照办之类，尤属所在多有。[55]
第五，拖延缓办。蒋介石亲自部署一事，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即下达命令，不多久又更动刚下达的命令，弄得上下均无所适从。后来一些前线的高级将领掌握了蒋的习惯，于是接到蒋的手令或电令后，并不马上处理，等到蒋的决心确定后再处理。[56]
蒋介石所发的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及鼓舞士气的效果，但是其中也有少数越级指挥的手令，从长期来看，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越级指挥作战的手令，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蒋介石有时以手令干预机微，使得下层机关缺乏主动精神，凡事均仰赖蒋的裁示。此种习性一旦养成，对于党政军一般事务的影响尚小，如遇战事，则影响甚大。中央军的将领都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57]如果每派一兵、移一步均需听命于千里外的统帅，未有不违时失机自取溃退者。
其次，亲自指挥破坏体制。蒋介石所采取的集权式部队指挥模式，使得各部队养成一种习惯，于接到上级函电时，先看公文末端，如有“中正手启”字样，即需特别注意；如为“中正侍参”（即由侍从室主办），也还重视，但是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即需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因此，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此种以个人权威取代机构权威的运作方式，虽然有其效果，但是无法持久。[58]
自1940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即靠下达手令维持其统治的威信。1947年夏季以后，蒋在军事上居于守势，但他依然依赖手令，并责成军务局对手令加强检查催办的制度，每隔数日即向受令者（单位）发出通知书，查询办理情况。[59]但是，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他的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1948年12月，第十二兵团的一位军长杨伯涛对于该兵团官兵接到蒋手令后的反应，有以下生动的描述：
第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包围了十几天之后，官兵极度疲惫，对解放军的夜间攻击非常恐惧。各个阵地守军与友好通电话时，互相道别，未卜明朝能否相见。当晨星荧荧、东方放明的时候，我们都两眼望天，看天气好不好，期盼从天上掉下粮食和弹药来。但是这天南京飞机投下的粮弹微不足道，却投下一袋文件，其中是蒋委员长给黄维和各军军长的亲笔信，另外从飞机上洒下一张张传单，是蒋委员长对第十二兵团全体官兵所颁发的嘉慰令。亲笔信和嘉慰令的内容，无非是为国民党军官兵打气，说这次战役官兵如何英勇，解放军已遭到严重打击，伤亡惨重，崩溃在即，只要再坚持下去，就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对官兵的忠勇表示无比的欣慰关怀，党国前途实深利赖等等。这些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的激起了所有官兵对蒋介石的怨愤，大家要的就是粮食、弹药、援军，开空头支票抵什么用，实际是一道催命符。大家意识到催命符一到我们就快完了。[60]
以上的文字系完成于195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因此对于蒋介石和该军长所在第十二兵团的官兵情绪的描述或有欠客观，不过仍可从中看出手令效力的局限性。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蒋介石所颁手令，如依种类区分，以军事类为最多，政治类次之，党务类较少。从手令的内容上观察，显示出蒋介石治理的幅度极广，与传统帝制时期的统治者并无太大的不同；他重视宣传，也与北洋时期的统治者类似；不过蒋重视政令是否能贯彻至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则与过去的统治者不同。
第二，蒋介石所颁布的手令虽多，但是仅为战争时期的权宜措施，1950年以后所颁布的手令即大为减少；即使是在1950年以前，蒋也再三督促所属，尽量不以手令形式颁布命令；一些越级指挥的手令，大多限于作战指挥方面，在一般有关党政事务的手令中，越级指挥者极为罕见，因此实难谓蒋无尊重体制之心。
第三，蒋于指挥作战时，好发手令越级指挥，一方面与统帅部的集权指挥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蒋个人缺乏大兵团作战的训练与经验有关，因此好越级指挥作战者，绝非仅限于蒋一人，而是存在于当时军事将领之中的普遍现象。
第四，蒋好发手令，也是长官笼络部属的一种手段。抗战时期，尤其是抗战后期物质环境艰困，军队的武器装备不良，待遇微薄，营养欠缺，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所能仰赖者，只有反日情绪和官兵之间的情感。因此，长官越级笼络部属，在当时实为普遍的现象。
第五，蒋好以手令越级指挥作战，所造成的祸害，似未如前人想象之大，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对于不合理的手令或越级指挥，每多采取各种方法予以抵制，甚至拒不执行。
第六，蒋所颁手令，大多数具有贯彻命令、提高效率与鼓舞士气的效果，不过同时也造成下属缺乏主动精神及破坏体制等负面影响。国共内战后期，随着国共军事势力的消长，蒋的威信逐渐丧失，其手令也因而丧失效力。
（本章原名《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955页。
[2]Lloyd E.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146.
[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3页。
[4]《新唐书》卷117，“刘祎之传”。
[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京访问与纪录：《萧赞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41页。
[6]《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特交档案·军事类·中央军事报告及建议，档号043/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7]《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三十一年度经发手谕及承办情形演示文稿表》。
[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第290页。
[9]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549页。
[10]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1991年第36辑，第30页。
[11]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第115—164页。
[12]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96页。
[13]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0—31页。
[14]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1页。
[15]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1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135页。
[17]《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289—290页。
[18]Theodore H.White（ed.）, The Stilwell Papers, p.125.
[19]蒋介石：《抗战形势之综合检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9，第210页。
[20]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50岁以上。见本书第7页。
[21]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06页。
[22]杨维真：《再造革命——蒋中正复职前后对台湾的军事布置与重建（1949—1950）》，台北：《中华军史会刊》第7期，2002年4月，第363—364页。
[23]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313页。
[24]《1942年元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呈文》，《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5]《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6]《1941年12月30日蒋介石致孔祥熙函》，《通令中央各院部会不得以蒋中正手令为通令，应依手令意旨实行》，档号0431/3720.02-01，国民政府档案。
[27]《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档号0161.42/4450.0101，国民政府档案。
[28]《蒋中正指示，陈布雷以后发各机关之手启各条不可用手令名称》，档号0161.42/4450.0101，国民政府档案。
[29]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第142—143页。
[30]傅绍杰：《战斗力与战术的成就》，《现代军事》第3卷第3期，1948年3月，第15页。
[31]抗战中期，军令部也曾抱怨“部队调动，统帅部干涉过严，有失前方机动性。”参阅军令部：《军令部审查检阅各部队参谋报告书决议案》（油印本），第5页，1941，档号769/2217，军令部档案。
[32]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121—122页。
[33]见本书第四章。
[34]参阅《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9册，第146—147页；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10.
[35]徐复观：《垃圾箱外》，《徐复观杂文——忆往事》，第39页。
[36]徐复观：《垃圾箱外》，第39—40页。
[37]Donald G.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58-259.
[38]张玉法、陈存恭访问，黄铭明纪录：《刘安祺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97页。
[39]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王微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第155—156页；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第622页。
[40]《王微先生访问纪录》，第155—156页。
[41]蒋焕文：《战时政治建设》，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第180页；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编印：《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辑要》，1943，第119—122页。“分层负责”一词，系由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所创，参阅蒋廷黻口述、谢钟琏纪录：《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25—226页。
[42]《蒋委员长致代参谋总长程潜及军委会各部部长为署属各部会及应实施分层负责制条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46页。
[43]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123页。
[44]施有仁：《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入川经过》，《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632—633页。
[45]故有人讽刺第四军为“薛家军”。参阅罗平野：《镇江江防第四军的覆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672页。作者曾任第四军参谋长。
[46]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3页。
[47]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280页。
[48]《蒋委员长致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转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副总司令刘戡及各军师团长等所属奋起争取胜利电示》，《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二），第253—254页。
[49]局外人：《从襄阳失陷说到康泽被俘》，《春秋》（香港）第101期，1961年9月，第10页。
[50]《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
[51]《蒋委员长致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对江南各战区之处置电示》，李云汉主编《蒋委员长中正抗战方策手稿汇辑》（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第129页。
[52]赖慧鹏：《台儿庄之战和徐州突围亲历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4年4月，第139页。
[53]《李宗仁回忆录》，第550页。这则趣事，后来更为Barbara W.Tuchman的畅销著作引用。参阅Tuchman, 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Macmillan Co.，1970, p.357.
[54]鲍志鸿：《抗战后期的豫湘桂战役——在军统局的所见所闻》，《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2辑，第91页。
[55]《夏新霈陈侍从室第二处承发之二十九至三十五各年度手令清检表》，档号0431/3720.01-01，国民政府档案。
[56]例如有一次蒋介石打长途电话给陈诚，要他和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研究，将李玉堂的部队抽出一个师填补某地。隔了约2小时，蒋又电陈，要他将李玉堂集团军全部移驻某地。陈诚两次接到蒋的电令，均按兵不动，直到晚间才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林表示蒋仍未下达最后决心。次日，蒋果然直接打电话给薛岳，表示李玉堂的部队暂时不要调动。详见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十二年见闻》，《江苏文史资料》第36辑，第31—32页。
[57]《李宗仁回忆录》，第549页。
[58]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299—300页。
[59]秋宗鼎：《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951页。
[60]杨伯涛：《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40页。
第六章 中央与地方的人事
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之间的关系，在抗战爆发前后有所不同。在战前的十年，地方军系的势力逐渐衰微，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统筹大局，对于过去曾反抗中央的各军系领袖，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派充战区司令长官，毫无歧视；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更予以种种实质的支持。如抗战爆发后，云南龙云答应先出一军部队，中央给予第六十军的番号，[1]以卢汉为军长。中央为了协助此一部队，乃调集六十军团长以上军官至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派卢汉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对六十军的经费，逾格批准，并同意将六十军编为特种军编制，发给军部特别费10万元（后来在台儿庄，又补送3万元）；所有三师的人事、经费，统由军部统筹办理。此外，又给六十军补充了500支德造二十响手枪，配弹每支300发；三号左轮枪300支，配弹每支200发。[2]徐州撤守后，蒋介石电召龙云至武汉，盼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同意了，蒋甚为高兴，并于龙返滇前表示，已令戴笠撤回在滇工作人员，[3]以示信任。
在中央此种开诚布公的政策下，各派系部队也都能够泯除畛域，与中央军并肩作战，战斗力容有差异，但是每多能服从指挥。不过，地方军系（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区），虽然也有派军队赴前线作战的壮举，但派遣的毕竟只是部分的军队，仍然留下大部分的军队以求自保。战争爆发后，中央能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4]中央和地方军系，或军系与军系之间，仍不能说毫无芥蒂。[5]上海一役，中央军的精锐消耗殆尽，国民政府也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以后，国民政府的权威减弱，转需仰仗地方军系的鼻息。至1939年冬季时，地方军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系领袖目无中央的骄纵心态，无怪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时，只有少数部队认真执行，多数的战区或按兵不动，或仅略作姿态即止，使得整个攻势不得不草草收场。[6]
一 中央采取的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逐渐修改其对华政策，强调占领区的发展，对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不再大举进犯，战局陷入胶着状态。政府眼见战争似乎在短期间内无法结束，加上一些地方部队的作战表现不佳，遂有意开始对地方势力继续推行战前的中央化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对于那些对日作战不力，甚至缺乏抗战决心的地方部队，不予充分的整补。军队未能整补，战斗力即越差，也就越不能有所表现，如此恶性循环，自然逐渐淘汰。[7]
第二，派遣黄埔出身的干部至各地方部队。此种行动，在战前即已展开，如徐源泉原属直鲁联军，北伐时输诚中央，1929年升为第十军军长，直至中原大战时，中央均未派任军官至其部队。1934年，剿徐向前部，中央开始陆续派人进去，先是政工人员及副主官（如副团长、副营长）之类，其部属丁治磐1936年自陆大毕业后，任第十军参谋长，此时第十军已完全中央化，因此黄埔毕业生不但不再需中央硬派，反而成为争取的对象，各部队均希望中央能多分发一些。[8]又如川军，中央直至其出川抗战后，才派遣政工人员至各单位——连、营派有政训员，团部设政训室，所以上设政训处，并加派联络参谋。这些机构和人员负责考查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随时向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告。[9]一些生活腐化、缺乏朝气的地方部队在中央化之后，每能重振士气，提高战力。如第二十六师前身为川军郭汝栋的部队，组成分子以川人为多，地方色彩浓厚，十分排外，直至1937年始请中央派遣军校学员生到军任用，且并未任其担任带兵职务，仅负责幕僚业务。1939年5月，师长刘雨卿（四川三台人，行伍出身，1932年始入中央军校高校班受训）调升第二十九军军长，其职务由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刘广济接任。时二十六师正驻守南昌南面，担任第一线作战部队，沿抚河担任防务。刘广济到职后，即大事整顿部队，对内将年龄较大、生活腐化的部队长撤换，拔擢在师部任参谋的军校十、十一期毕业生担任营长，又向外吸收军校十、十一、十二期的年轻干部，整饬军纪，加强训练，因此到任不久，部队即士气显著提高，战力也有所增强。[10]又如战前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湖南宁乡人，保定二期），下辖有第八、第二十四两个师，原属湖南部队系统。1938年，七十六军编归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后不久，胡即报经军委会核准，将第一军（胡的基本部队）军长李铁军和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李一到七十六军，即更换大批干部，以资遣、调职、受训等方法，使之离开部队，而新去的干部，则多自第一军调去。如此不到一年，第七十六军即已完全中央化。[11]但是也有的部队中央化以后，在人事上并未大规模地更换，仅略有调整而已，如抗战后期赵桂森（黄埔六期及陆大毕业）至西北军系统的二十师任师长时，单身赴任。该师干部多系行伍出身，经赵渐次考察，分别因材器使，结果全师未调开一人，而训练、作战与士气，均颇有进步。[12]
第三，收编或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为何成濬，通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有的是他经手收编，有的部队收编后仍归他指挥。他指挥得比较久的部队有王金钰军（后易为上官云相）、徐源泉军、萧之楚军、魏益三师、刘荣春师（后易为郝梦龄）、刘桂堂师、李宗鉴旅、张连三旅、薛预屏旅等。经何拉拢，一度交何指挥过的部队，则有范石生部、杨虎城部、张万信师、郭汝栋师、谢冰师、容景芳师、罗启疆旅等。[13]
战时拉拢地方部队的工作，依旧存在，如1942年，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驻防四川省南部的叙永、纳溪一带，隔长江与北方的泸州相望。泸州驻有川军第五十三师，师长周成虎，抗战爆发时曾出川参加淞沪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后回川整训，管辖川南八县，不听中央的节制。中央几次派人去接防，均引起武装冲突，后命陈明仁前往。陈受命后，通过贵阳师管区司令胡启予（红帮分子）的介绍，取得红帮的协助，乃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使川南八县，统一于中央。[14]
第四，调动中央军监视不稳的地方部队。1942年以前，政府大致上是将中央嫡系部队集中置于日军的正面，以备随时作战。但在1941年之后，嫡系部队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同时中央又设法将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队调离本省，派驻至较远省份，使其失去乡土的奥援。如此一来，中央与地方部队的防区分配，乃成为犬牙交错的形势。在日军降低其攻击性的前提下，此种部署方式使得中央能够有效地监视不稳的地方军系部队，使其对政府不敢存叛逆之心。战时政府深为各方非议之封锁中共地区的措施，即为此一政策较为特殊的一个例子。当时中央确曾调派嫡系部队围驻中共边区，但数量不如外传之众，且其监视的目标除中共外，尚包括陕、甘、青数省的地方军队。[15]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流行有“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服四马”四句口号，即为明证。[16]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徐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该军成立于抗战初期，为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17]之所以驻于全州，一方面固然是作为第三、四、七、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广西的作用。[18]又如1939年2月1日，军事委员会将原重庆行营撤销，另于成都、西昌设委员长行辕，分派贺国光、张笃伦为主任，目的即在控制西康及云南。[19]此外，第一战区的卫立煌，也负有监视阎锡山的任务。[20]
第五，利用新编和混编的方式推动部队的中央化。一方面，成立新的部队，自1937年抗战开始时，国军部队总额仅有49个军、177个师，经逐年的扩张，至1944年底止，已增至124个军、354个师，[21]将效忠中央的部队优先填入，或将几种不同来源的地方部队，编组成一新的部队；另一方面，利用机会打破地方部队既有的建制，进行混编——即将地方部队打散，分别编入不同的中央部队，[22]使其无法相互照应。例如1941年1月中条山战役前，军统系统的康泽即曾以第四集团军的孙蔚如部有倾共嫌疑，建议军令部将该部队“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23]抗战期间，除阎锡山的晋军外，其余的地方部队均被分割使用。[24]
二 地方军系的反应
地方军系部队，对于以上这些中央化的行动，则有以下几种反应。
第一，有的地方军系领袖宁愿让部队保持“破破烂烂”，也不愿将部队交给中央，因为一旦为中央所收编，领中央的饷，中央即会派新的师长来，原有的干部也多会更换。[25]中央如不予充分地整补，地方部队则自行整补，兵员、经费均取自地方。[26]但是也有的地方军系领袖为了争取中央的给养，拉拢中央要员，如徐源泉即通过同乡何成濬的关系，去疏通侍从室，凡有不利于徐的报告，均予以扣压，留中不报，徐军因而可以获得补充。[27]又如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虽然不愿意将部队交给中央，但是仍然希望能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对于党政各方均派有专人负责联络。如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刘经泮负责联络孔、宋及政学系（主要是通过袁良拉拢张群）；军医处长丁云亭兼任南京办事处长，通过本家丁惟汾负责拉拢陈立夫、陈果夫；利用河北省同乡的关系，拉拢张厉生、张继等人；对于政训系统，则由黄埔出身的旅长侯镜如、黄鼎新及总部高级参谋陈绳武等人联络；对于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联络工作，也是由陈绳武负责。[28]川军的王陵基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时，不仅欢迎中央所派的沈久成（与军政部长何应钦为置州同乡）来任七十八军军长，以利于解决补给问题；更电请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毕业学员至三十集团军，协助整顿部队。于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遂派晏子风、江涛、淳于扬诗、赵家卓等四名陆大将官学员前来，总部参谋长宋相成又介绍王靖华等人来。王陵基一律欢迎，委以副师长和师参谋长职。如此，加速了川军的中央化，王陵基更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29]
第二，中央派至地方部队的各级干部，常遭孤立和歧视，因此也无法发挥控制部队的作用。早在北伐时期，黄埔四期毕业的学生被派至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冯多给予少将或上校闲职，欲求一排长而不可得。表面上是重用，事实上是排斥。冯部军官不分阶级，薪饷一律是每月102元流通券（服装、伙食除外），因此给予少将或上校官位，乃惠而不费之举。后来这些人回到中央部队中，比照同期同学以上尉任用，官降四级，但是饷升了九倍（月薪90元）。[30]又如1935年10月，中央军校开办成都军校，召集川军营、团以上军官和编余军官，入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中军士和部分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入川军部队任带兵官，逐渐改变川军的成分。后来凡是川军军官不经中央军校“染一水”和不参加国民党者，均不予任用。如此，很快的即将四分之三的川军中央化。刘湘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则为尽量委派或更换中级军官，以武德励进会（最初由营长以上军官组成）的骨干掌握部队。[31]中央所派干部，在地方色彩浓厚的部队中遭到孤立的情形，直至抗战时期仍然存在，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即在部队中通过他自己所掌握的人事室，实施政治工作，而将中央任命之张彝鼎所主持的政治部逐步架空；又屡次破译其部队中军统人员和中央来往的电报，但是傅部自编的密码，军统人员却无法捉摸。[32]如宁夏马鸿逵对于中央军校和陆大的学生，即非常不欢迎。跟随他多年的部属陈希贤、陈树勋等，一经入陆大学习，即遭马的冷淡，最后多被排挤而去。据说陈希贤更为此下过一跪，马才勉强给他一副参谋长的职位，但是始终不把他当作圈内人。[33]
第三，对于中央的收编和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则常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削除图谋携贰者的能力。如战前四川刘湘所部军长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师长许绍宗、郭勋祺等人，经中央派人联络而输诚。刘湘得知此事后，并不将这些人免职，改任亲信，仅更动中、下层人事，削弱其反叛的能力，如“每一军有三师，原来的三师长调走两个，自他处另调来两师长，只剩下一个师长未动。每师是四团，调开三个团长，只有一团是原来那一师的。每团三营，只留一个营长是原来的。每营有四连，也只留一个连长。一连有三排，留其一排，这一排就是他所能指挥的，也就是看守他家公馆的卫兵那一排人。”[34]此外，另命武德励进会派员密切监视唐、王等人的行动。[35]这些图谋携贰的军、师长，丧失了反叛的能力，但是对于中央又不能明言（否则即无“本钱”），中央也不能察觉他们已无反叛能力，如此双方可以相安无事。[36]
第四，对于中央在地方派驻军队，地方军系领袖则尽量抵制，甚至以武力相抗。如1939年中央任曾鲁为雅安团管区司令，于西康招兵买马，拟成立一志愿师。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至1941年春即已组成两个团，刘文辉见势不妙，乃乘其尚未配发武器时，派两个团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蒋委员长，告以曾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勒令解散，请其查照备案，蒋见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将曾调走了事。1944年春，中央直接派兵开入西康，更被刘文辉击退。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在西康的部队，仅有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而已。[37]中央在云南，也有类似的遭遇。1943年起，陈诚和卫立煌所主持的远征军陆续开入云南境内，龙云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又无法拒绝，乃以昆明行营主任的地位。对在滇的中央军设下种种限制，如不准中央宪兵在市区内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部队调动不能经过和驻扎市区，防守司令部所属部队应驻于距市区20里以外。[38]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军仍未能进驻昆明市区。
三 中央化的影响
虽然如此，抗战时期国军的中央化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西康、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分布上，抗战爆发时，国军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军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些并已中央化，如川军表面上仍有10个军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川康军系领袖所能掌握者，仅有2—3个。[39]在已中央化的部队之间，下属机构已有可以相互交换的趋势，如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即有以下的观察：
大兵团作战，运用一百师步兵向前线，由统帅部统一指挥，在我们中国还是空前的盛事。每个部队，只服从统帅部的命令，移调往来，参加战斗，不问谁是指挥长官；甚至在第一线已经作战多日，而中级将领除了电话中听到长官的命令，双方还没见面的机会呢。各个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虽对于军事布置及攻防决策可以贡献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属于统帅部，任何战区长官并不独断独行。统帅部的幕僚长，如刘斐将军，几乎和八年抗战相始终，若干战役，都由他来筹划决定，可是他几乎不为国人所知闻。前线负最大责任，支撑着若干危局的，也并无赫赫之名。这是湘军以来所未有的好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年皇皇求之而未得的风气，抗战中却不求而自得之。这当然和军事领导的气度有关，蒋委员长对全国所起的领导作用，将为历史家所郑重提及。[40]
曹聚仁以上的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国军进步的程度，并且过分突出刘斐的重要性，但是大体上仍不失为具有历史眼光的观察。虽然如此，国军中央化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试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政府推动国军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队的疑惧，在前线时，“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41]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他们自然避免与日军打硬仗，尽量保持并扩充实力，唯恐被中央消灭。如抗战爆发后，龙云因地方军队调往中原参战，内部空虚，顾虑重重，乃于后方扩编部队，共陆续编成8个旅，人事安排全由龙云决定，归滇黔绥靖公署指挥。1941年以后，又改编为6个师和1个独立旅，各师、旅均属龙云直辖，未编入战斗序列。[42]但是，腾冲失守滇西告急之际，龙云仅象征性地动用了一点他的军队，至于他的宪兵团和他次子龙绳祖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则始终在他的老家昭通和他的身边，未曾离开一步。[43]抗战后期地方实力派既不能尽其全力对日作战，自然无法取得中央的信任，双方关系因此日形疏远，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1941年以后，中央嫡系部队逐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固能有效地监督不稳的地方部队，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国军战斗力强的部队本已有限，如欲发挥其最大效能，自应将之集中，机动运用，如今被割裂分离，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支援；何况其任务又以驻防为日一久，甚至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日军不来犯，便已达成任务，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一大损失。[44]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采用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激励、金钱上的策动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控制者，实是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45]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精辟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46]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除了用上述那些种种不光彩的方法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并未做错，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这些“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政治教育、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造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小结 现代战争乃是一种总体战，除了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外，全国军民的一般知识水准，也必须能达到相当程度，官兵上下平素均有严格训练，临事一点不会马虎，始能谈到总体的配合，成为一部运转灵活的“战争机器”。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由于军校教育受到师资、设备、经费的限制，水准无法提升，学生在军校所学，仅是一点皮毛。进入部队后，又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差距甚大，[47]加上后勤支援系统的不发达，军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于行政杂务，无暇进修充实，也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正规的深造教育。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部队、学校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许多人年纪轻轻即升至高位，自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领导阶层既不肯研究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又要打现代战争，怎能望其获胜？由此可见，干部素质的形成，除了与其进入军中前的资质及军中教育训练的品质有关外，人事制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军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对任免、升迁、调补各项，均有完备的法令，但是人事制度的树立，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和外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即为由于战乱，使得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轨进行。人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员额。在先进国家，乃由军政部门依国防计划而编定国军数额，由此而定每年各种军校的招生人数，以及升迁、退役的人数，并使将、校、尉各级人数比例，步兵与特种兵比例，军官、军佐、军属人数比例，机关、部队、学校人数比例，均能保持合理分配。但是国军于抗战时期人事变迁骤增繁复，加以交通困难、联系不便，致使职司人事机关，对于年资、经历，无法详密审查，更无从编定每年应行异动的数字；而机关、部队长官，则以缺员补充、增员充实，往往需才孔急，每不遵守人事法令，躐等超擢，权宜任用，遂使人事权衡无法按正轨进行，幸进屈抑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更有进者，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尚未充分整合，中央主管人事的官员，不论管的是正规部队或是地方部队，首先即需注意各单位的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的人身关系，有些尚是鞭长莫及。[48]
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传统中国的政府机构尚有一套相对客观、公正的文官制度，以阻止随意任用私人，自清末科举废止后，除了少数与外人有关的机构（如海关、邮电、铁路），人事较上轨道外，其余均为赡徇（favoritism）流行之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学者对于民国以来政府机构的人事制度，即曾有以下的评论：
人事制度，有称之为关系制度者，盖谓欲献身政治，虽有本领而无关系，终不得升堂入室；反之，有了关系，纵无一技之长，亦可得因人而进。因此，“一人得道”，就可“鸡犬升仙”。这种政治通病，实由于人事行政，没有整个确立的健全系统，用人行政，完全受各机关主官之影响。各机关主官，为要布置心腹爪牙充其外围，不得不利用私人；为徇各方情面，又不得不侧重关系。于是整个机关，均为私人关系所控制，其他各级无关人员，随时都有遭受裁汰的威胁。[49]
笔者以为，这位学者只看到了任用私人的现象和“关系”的重要性，却未深入探究其原因。事实上，当时中国仍是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尚未建立起商业体制。大凡商业社会，其中各种因素均可自由交换，相互取代。而传统中国社会，所赖以联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非制度。[50]军队为社会的产物，自然也反映其作风。抗战期间（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环境艰苦时），国军的待遇微薄，营养不良，升迁渠道不顺畅，各种人事制度均无法发挥功能，而在战场上居然能将日军拖垮，所依靠的除了民族大义外，就只有官兵情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强调人身政治，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于是蒋介石除了组织各种训练团队，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尚需要兼任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以上人员的任命，均需经他亲自召见圈定。[51]一位中级军官在其回忆录中，即不认为讲关系有何不对：“其实一个团体，不论单位大小，同事、长属之间，无不讲求关系，任何事理沟通，也要讲求关系，有关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团结才能发挥力量。”[52]既然如此，主管自然希望能用和他自己有关系的人，才好做事。至于那些没有关系的部属和同事，则要设法培养情感和信任，有了情感和信任，才好做事，才能团结。无怪乎所有教导军官如何带兵的书籍和文章，大多建议干部要在团体中营造家庭的气氛、广施恩惠、受过让功。[53]相反的，如果一个部队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遭到破坏，则其战力将立即受到影响，如孙连仲即认为地方部队每经改编，半年内均无法恢复原有的战力。[54]又如汤恩伯在抗战期间，能够驰骋南北打硬仗，乃是靠他亲自督练的基本部队，可以指挥自如。战后全国部队整编，汤部的基本部队被削弱，在临沂战役、京沪保卫战中与中共军队作战，所指挥的都是临时抽调合并的部队，因此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抗战英名，付诸流水。[55]如果此一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中心人物发生变动，所引起的震撼更大，如北伐完成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徐永昌被任命为绥远省主席，他以主席是一文职，不愿带兵前去，拟将所部交出，盼能借此树立“军民分治”的风气，但是不料竟遭到全军干部一致的反对，副军长黄胪初（与徐系陆大四期同学）甚至痛哭流涕，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后经徐再三向大家剖析，事情才告平息。[56]反之，抗战时期日军的高级干部，则仍能照常举行定期调动，并常在各战场抽调部队，予以合并后，即和国军作战，仍能指挥自如，战力坚强。
这种现象和西方历史经验比较起来，差异是极其明显的。根据军事史家André Colvisier的研究，在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西欧的军队中，内部维系的主要力量也是私人关系（personal man-to-man relationships），因此领导者的道德权威至为重要，领军者每多为枢机主教（cardinal）之类的高级神职人员，一般朝臣不得担任军事领袖的职务。由于这一类的领袖常不擅于行政事务，因此君主遂逐渐建立管理机构来管理军队事务，制度也就逐渐取代私人关系。[57]在中国则不同，军事行政机构自古即已高度发展，但是私人关系仍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削弱制度的功能。
国军的人事，虽然深受外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北洋时期并无二致，但是国军和北洋部队，毕竟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国军军官阶层的素质较高。北洋时期行伍出身的干部，只要平时能叫口令，整理队伍，战时能杀敌喊冲锋即可，不需要有什么学识，甚至地图的南北也不会分，一个大字也不识。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干部，则大多受过军官教育，各种典范令、教程，均能传诵，参谋业务、作战指挥，均能运用，且历经现代战争的洗礼，虽然军事科学方面的知识尚感缺乏，新兵器的运用及因兵器性能改变所引起的战术问题，缺乏研究，[58]但是一般说来，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较北洋时期为高些。
第二，国军的用人范围较为宽广。一般说来，国军（尤其是中央军）的干部来源，以分发和业缘为主，较不重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用人范围越宽广，干部素质则越高，任用私人的弊病也越少。
第三，国军中央化的程度较高。抗战期间，国军部队历经巨幅的变动，在扩编、混编及互调的过程中，黄埔学生的势力逐渐扩张，完成军界的接班部署。由于黄埔军校的招生方式，不同于一般地方军校，而以全国为着眼点，刻意讲求各省区间的平衡；黄埔教育重视主义的灌输，学生较具国家观念，黄埔系的得势，自然使得国军中央化的程度增加，不仅矫正了近代区域主义之失，脱离旧式军阀的窠臼，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和军队的国家化，奠定了基础。[59]是为国军人事制度的最大成就。
最后，再试将国军与中共军队的人事制度作一比较。两者所面对的外在环境相似，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均不如国军，领导阶层的现代军事知识也不如国军，但是他们的组织严密，研究、学习动机强烈。1949年10月，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即曾在一次对该院学员的演讲中指出：
他们实在没有好的武器，和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是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60]
共军的研究、学习动机，何以会比国军强烈？明显和其人事制度有关。1951年10月，国军高级将领周至柔即曾明白指出：
就拿在大陆剿匪战事说：我们的装备很好，大炮、坦克、飞机，都很多，匪军样样赶不上我们，但是匪军的人事处理得比我们好，便打了胜仗。可见人事制度之良窳，是作战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能忽视了人事和胜败关系。我们在大陆失败，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美援装备才失败，老实讲：还是失败于人事制度未成立，人事运用不良。[61]
共军的人事制度，在兵力补充上，以广大的民兵作基础，由民兵而军区部队而野战军，属于宝塔式的组织，兵力可以循级升补；[62]这种循序渐进的“升级制”，同时也缓和了农民进入正规部队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63]使得逃亡的现象减少，战力也得以保存。在升迁制度上，对干部的晋升，概归部队直属的上一级提名拔擢，经由党委的逐级审查考核，再送由干部管理单位办理，彻底实行以党领军的人事制度。在人事运用上，由于意识形态挂帅，因此可以不顾历史（资历）与情感上的关系。[64]在奖惩制度上，赏罚命令公布前，让士兵参与讨论，借以增加其向心力。[65]又利用一般人爱好虚荣的心理弱点，发起种种“立功运动”，激励官兵的竞争向上；通过不断的整肃，遏阻军队腐化的倾向。用胁迫的方式使乡间的富户、地主捐献参军费，用之于补偿军属，以安军心。如此，共军人事制度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共军的体制，也因而和国军有所不同。
[1]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55页；张朋园访问、郑丽榕纪录：《龙绳武先生访问纪录》，第109页；白肇学：《六十军编成和参加鲁南战役述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8页。军统人员邱开基在促成龙云出兵一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阅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第653页。
[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第6辑，第14页。
[3]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第61页。
[4]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第47页。
[5]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期，1987年元月，第206页。
[6]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0页。
[7]陈存恭：《评“李宗仁回忆录”》，第207页。
[8]刘凤翰、张力访问，毛金陵纪录：《丁治磐先生访问纪录》，第137页。
[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第200页。
[10]刘雨卿：《生活回忆》，第17页；于豪章：《于豪章将军访问纪录》（稿本），第4节。
[11]陶峙岳：《三十年戎马春秋述要》，《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0页；李铁军：《往事如新》，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87页；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9—190页。
[12]赵桂森：《新的服务精神与做人做事的道理》，《中央训练团运输人员集训班训练集》，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1948，第43页。
[1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第33页。
[14]钟德灿：《一个起义将军的路——记陈明仁将军》，第227—229页；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第138—139页。
[15]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100-102.
[16]罗泽闿：《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胡故上将宗南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编《宗南先生纪念集》，第261页。
[17]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33页。
[18]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广西文史资料》第30辑，1990年11月，第43页。
[19]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29页。
[20]Kataoka Tetsuy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and Los.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192.
[21]《整军建军专题报告》（油印本），未注出版时地，档号773/775，军政部档案。
[22]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101.
[23]《民国30年1月27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康泽致军令部长何应钦电》，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转引自张宪文主编《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第234页。
[24]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7页。
[25]张朋园、林泉、张俊宏访问，张俊宏纪录：《于达先生访问记录》，第71页。
[26]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99—101.
[27]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28]郑锡安、何章海：《孙连仲投蒋后的二十六路军》，第189页。
[29]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入川抗战纪事》，第196页。
[30]张守初：《黄埔从军记（下）》，第122页。
[31]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第14页。关于武德励进会，详见田一平：《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32]王克俊：《回忆傅作义先生》，《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4辑，1984年12月，第60页。
[33]张寄亚、王有禄、刘柏石：《马鸿逵在宁夏》，第57页。
[3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张朋园、刘凤翰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83页。
[35]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0页。
[36]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实力派》，第83—84、241页。
[37]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15页；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561—565页。直至1949年12月，中央在西康境内的部队，仍然仅有驻在西昌的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即前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和1949年11月始空运至西昌的胡宗南部三个营。参阅伍培英：《蒋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52页。
[38]孙季康：《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3月，第22—23页。
[39]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第209、214页。
[40]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第138页。
[41]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46页。
[42]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12月，26页；谢本书：《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第175页。
[43]廖位育：《有关倮
军阀龙云种种（上）》，《传记文学》第43卷第6期，1983年12月，第93页。
[44]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第12页。
[45]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第265—266页。
[46]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p.323.
[4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320页。
[48]黄仁宇：《从烤面包说起》，《中国时报》，1991年12月3日。
[49]闻钟：《民主政治的人事行政》，《中国评论》第3期，1947年9月，第7页。
[50]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51]黄仁宇：《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第122页。
[52]谭继禹：《戎马琐忆》，第166页。
[53]戴坚：《中美兵学通论》，世界兵学社，1945，第18—19页。
[54]孙连仲：《孙连仲先生访问纪录》，吴延环编《孙仿鲁先生述集》，第109页。
[55]胡静如：《烬余掇拾》（稿本），第248回。
[56]赵正楷：《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9，第162—163页。
[57]Andr é Corvisier, Armies and Societies in Europe, 1494-1789,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
[58]袁守谦：《建军导报复刊以后》，《建军导报》第1卷第1期，1944年7月，第1页。
[59]蒋永敬：《黄埔军校创办的时代意义与背景》，“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建校六十周年论文集》上册，台北：编者印行，1984，第61页；蒋永敬：《黄埔建军》，“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篇第2章第2节，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第275页。
[60]蒋介石：《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下）》，第353页。
[61]周至柔：《军事制度之研究（第二讲）》，第3—4页。
[62]国民政府所辖的县、乡自卫队，则虚而不实，省保安队人数不多，正规部队却有三百余师，是立锥式的组织，兵力无从升补。参阅戴高翔：《不堪回首话农村》，《高翔文存》，第47—48页。
[63]详见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386. 国民政府的征兵，则大多采取随征随用的方式，常无暇充分训练却派赴战场。
[64]“国防部”史政局编《朱毛匪军事综合研究》，台北：编者印行，1958，第24—25页。
[65]1947年6月，总统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即曾指出国军的会议，不重视士兵的参与：“每师、旅、团、营、连，经过一次战役之后，何人该赏，何人该罚，在赏罚命令公布之前，主官应该召集政工人员和士兵代表，征询意见，让他们公开批评，以昭公允。我们军队过去的恶习是不让士兵参加会议，不让士兵发表意见。一切都是主官独断专行。‘共匪’便不如此，他们除了指挥以外，大多数的事都要经过士兵的讨论，会议时政工人员而且竭力奖励士兵开口说话，尊重他们的意见，‘共匪’的‘战斗手册’中指出提高士气和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说，‘须发动战士、鼓励战士，提倡人人开口，互相鼓励’。我们则处处怕士兵过问，惟恐士兵提出意见。尤其是军队赏罚，都由长官独断，甚至凭长官个人的好恶来施行赏罚。如此，当然不能使人心服。其实我们的士兵都是愿望很低，心地纯良，只要给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你能真正择纳他的意见，那他就一定和你们同生共死，不但不愿意逃跑，就是要强迫他离开你们，也是不会干的。”参阅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第260—261页。国民革命军创建初期，相当重视下层官兵的参与，一如黄埔一期的邓文仪即曾指出，当时黄埔学生党员对党的活动及小组会议，均积极参加，尽量做到要求全校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致该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责成整顿党务函中，也曾说过：“在此休战期间，赶紧先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如此则士兵经济与生活或为经济所限，不能完全改良，而其精神及环境决不至如此之暗无天日也。”参阅邓文仪：《报国从军记》，第50页；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6篇，第4—5页。根据黄埔三期宋瑞珂的回忆，“三大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为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时所提倡，严重1926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二十一师任师长时所实行，后来陈诚（曾任严部团长）将邓、严二人倡导的“三大公开”在部队中实行，获得相当良好的效果。参阅宋瑞珂：《陈诚及军事集团的兴起和没落》，《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1982年7月，第47页；谈瀛：《陈诚、严立三与湖北省政》，中国政协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编《陈诚传》，华艺出版社，1991，第76页。虽然如此，直至1949年3月，“人事公开”仍被行政院列为军事方面的施政方针之一，遑论让士兵有参与讨论的机会。参阅何应钦：《行政院施政方针——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三十日在立法院报告》，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181页。
第七章 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
中国历代军政领袖，几乎无不重视幕僚的作用。民国时期，由于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各军政领袖为了击退对手，在政争中取得胜利，自然也不例外地会在各方延聘智谋之士作为幕僚。在混乱的政局中，谁的幕僚群较强，谁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在各种类型的幕僚中，又以沟通型幕僚最为重要，他们平时沟通内外各党各派，危机时甚至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此一重要课题，在过去学界的相关著作中，均仅略微提及，[1]尚缺乏专题性的研究。本章试图利用近年公布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日记、回忆录、《文史资料》、报刊文字等资料，分析民国时期各军政领袖对于沟通型幕僚的运用、运用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以何成濬为例加以观察，最后并对沟通型幕僚在民国历史上的意义，略作讨论。
一 沟通型幕僚的身份确立
袁世凯在北京所建立的政权，可以说是民国政坛上的第一个大一统政府。不过此一政府虽然名曰“共和”，其实是袁世凯逐步实施独裁统治的机器。不料，袁氏政权仅维持了两年多，即告瓦解。随即而来的北洋时期，北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若干派系的结盟，各派系即将自己的幕僚安置于关键的位置，作为协调的工具。如直皖合作时，直系的王克敏、皖系的曾毓雋，即各自代表其派系领袖冯国璋和段祺瑞，先后于内阁中策划，目的在于维护派系在中央的利益，而非中央本身的统一和权威。
至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政权的巩固，幕僚的协调又逐渐回复至以巩固中央为目的。当时国民政府的体制，和袁世凯时期相较，殊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程度已大为提高。除了党、政、军各部门之间需要协调外，各派系之间的协调，中央与各地方军系之间的协调，均十分重要，因此必须仰仗能干的幕僚。例如蒋介石虽然是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但是各个政治分会主席均为各军系的领袖，各自盘踞一方。蒋遂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回应。对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蒋请出党国元老邵元冲任其分会秘书长；对于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蒋请出吴忠信作为中央与桂系之间的桥梁；对于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和开封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蒋则让何成濬以总参议的名义居间协调。[2]
在政府高层的人事安排上，蒋也十分重视幕僚的运用。以1928年国民政府的组成为例，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为专供摆设之用，副院长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立法院正、副院长为党国元老胡汉民和林森：司法院院长为法界耆宿王宠惠，副院长为革命元勋张继；考试院院长为“理论家”戴季陶，副院长为“太子派”孙科；监察院院长为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为CC系的领袖陈果夫。行政院之下的第一部——内政部，由晋军领袖阎锡山出掌，粤系的李济深和桂系的李宗仁，分别担任参谋总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为了使此一由各派系拼凑而成的政府能够顺利运作，蒋介石任命何成濬为参军长，[3]负责中央与各地方军系之间的协调；以古应芬为文官长，负责蒋、胡之间的协调；又以吴铁城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秘书长，负责党内的协调。此外，对于军方内部的协调，则由林蔚、钱大钧、张治中等人负责。[4]
二 沟通型幕僚的必备条件
成功的沟通型幕僚，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是个人的才干，二是良好的社会关系，三是能够不辞辛劳，在个人才干方面，这批人多有擅于言词和遇事机警的特质，例如张群“极善言辞”，何成濬有“三寸不烂之舌”和“纵横家特长”，[5]吴铁城“平日喜交游，善应对，他那恢宏的气度，磅礴的才气，爽朗的个性和庄谐并发的词令，对任何人都有一份吸引力”。[6]在社会关系方面，这批人多有广泛良好的社会关系，例如吴铁城，即有人认为他什么朋友都可以交，什么人才都可以用，无论什么人都愿意和他交朋友；他的交游广阔，无论何种领域、何种阶层，均有广泛的接触。他既是政学系重要成员，又与国民党内元老派、孙科“太子系”、CC系、黄埔系、朱家骅系，甚至海外华侨，均有一定的联系，其人际关系网络之密，在近代人物中无人可比。[7]何成濬则是“既善与人交，又乐于助人”。[8]他利用江湖义气与一起抽鸦片烟的方式广泛结交青、洪帮分子，通过这些人拉拢一些杂牌部队；又借着与蒋的关系，获得一些杂牌部队的信任。[9]而张群和何成濬的共同特色，是既熟悉南方的军政人物，和北方的军政人物也多有来往，是为蒋策反敌对势力的最佳人选。最后，这批人多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例如张群于中原大战时期奉派赴东北拉拢张学良，他为了达成任务，竟然打破平日的生活规律，陪张学良打了二十一个通宵的麻将，并有意“放水”，使其心情愉快。[10]何成濬拉拢刘湘，也花了极长的时间，他通过友人牵线，与刘湘通信，竟长达10年之久。[11]
民国时期，各地军系割据一方，但是均有幕僚在各方奔走协调，合纵连横，何以蒋的幕僚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一般以为，蒋氏幕僚除了上述三项条件之外，尚拥有以下两项优势，系为对手无法相比者。第一，财力雄厚，可以重金收买对方。例如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恐阎锡山与冯玉祥的势力与桂系合流，乃期盼云南的龙云能够出兵，以免腹背受敌。3月，蒋电请张群转告王柏龄赴滇促请龙云出兵，中央可提供30万元“出兵费”，[12]后又陆续追加至100万元，足供滇军三个月之用。[13]此外，各方均急欲争取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均派有说客停留沈阳。最后张学良倒向中央，主要是蒋所能提供的条件最为优厚，张群、吴铁城赴东北时携有巨款，如不够尚可随时自中国银行提款取用。吴在东北兵工厂，以每支高过日本25元的价格，为国府订购步枪10万支，等于送给东北250万元。[14]1930年8—9月间，蒋介石连发数电催张出兵，又承诺提供“出兵费”200万元及公债1 000万元。[15]除了张学良本人，张、吴二人对其手下也进行收买。例如吴铁城即曾以山珍海味，遍请张学良总司令部高级人员赴宴，并由其妾周旋其间，负责招待。堂前设有十余桌麻将，宾客就席娱乐者，每人面前抽屉各置大洋20 000元，胜者可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均与吴成为好友。同一时间，阎锡山与冯玉祥也派代表贾景德与薛笃弼在沈阳进行游说工作，不过由于所带经费有限，与吴铁城等相较，在相形见绌，即送礼3 000元也需要去电请示。[16]据一项资料显示，张、吴二人所用交际费，共计在100万以上，而阎锡山和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贾景德，每月所花交际费仅有5 000元，因此在争取张学良时，即居于不利地位。又如何成濬为了收买东北军于学忠的重要干部马廷福，甚至通过旧部陶敦礼许以300万现洋[17]（另一说为200万），[18]并先汇至沈阳中国银行100万元作为订金，争取马投蒋。[19]第二，拥有封官授爵的权力。北伐期间，蒋介石为了拉拢地方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曾委任新投靠中央的地方军人军长名义，达数十人之多。[20]中原大战期间，蒋为了争取张学良，先于6月12日电告吴铁城，表示将北方政治委托张学良，并促张尽速出兵。[21]9天后正式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22]并派张群与胡若愚（张学良代表），携陆海空军副司令派令及印信赴东北与张学良洽商。[23]蒋又曾先后请张学良对赴俄代表，外交部次长，青岛、北平、天津三市市长，内政部长，军事参议院长[24]等重要职位，推荐人选；而阎方代表贾景德等向张游说时，仅允诺将来组织政府时，由张方罗文干任司法部部长，王荫泰或莫德惠任外交部部长。[25]又如1933年中央争取川系将领刘湘时，任刘为四川“剿共”总司令，亦为一例。
三 沟通型幕僚的作用
何成濬为蒋阵营中长期担任沟通工作，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生于1882年，与黄兴为两湖书院同学。1907年，赴日学习，从黄兴建议，入振武学校习陆军。次年，经黄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返国后，仍追随黄参加革命。[26]1917年，随孙文赴粤，参加护法军政府。孙命何负责联络长江各省军队，并以湖北位控长江上、下游，地位重要，嘱特别注意。其时湖北革命武力中硕果仅存者，为驻荊沙的石星川。何乃潜往沙市，策动石部独立。[27]1920年10月，又以孙文代表的名义驻长沙，与湘省都督谭延闿商洽，希出兵讨伐据粤的桂系，并兼负联络川、鄂两省责任。[28]1922年3月，奉孙文之命前往云南，游说滇督唐继尧出兵支持军政府护法，盼以唐抑制广东的陈炯明。何于昆明盘桓三月之久，因唐缺乏诚意，不能寄以希望，乃返上海，而陈炯明叛变之传言也已成为事实。旋又奉孙文之命赴福建，联络延平镇守使王永泉，使其与许崇智的北伐军合作驱走闽督李厚基。[29]1924年，率部至粤，驻扎粤汉路整理，改称鄂军，任总指挥；10月，大元帅孙文督师北伐，鄂军改称建国军，何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总司令谭延闿）。[30]
1926年，北伐军兴，何担任驻沪总代表，主持与各方联络之责，并以孙传芳为主要联络的对象。何、孙两人虽属旧交，为日本士官同学，但向少过从。何提议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为东南五省领袖，要求孙军自江西西进，会同国民革命军夹击湖北，会师武汉，[31]成功则“孙取北京，蒋收武汉，平分天下”。[32]但是孙低估了北伐军的力量，企图利用北伐军与吴佩孚交战，坐收渔人之利，保持甚至扩大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势力，[33]不肯与蒋合作，何的沟通工作因而失败。1927年3月，蒋介石派何成濬与张学良在彰德会晤，何劝张参加国民革命，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答应劝说其父张作霖罢兵言和。但张作霖此时决心与革命军一争高下，张学良不得不衔命作战。[34]革命军克复徐州后，何奉命赴山西游说阎锡山，获阎同意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强化了北伐的阵营。同时，他又策反徐源泉、郝梦龄、萧之楚、上官云相等北洋军队，参加北伐军。[35]1928年1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二次北伐，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值得注意的是，四个集团军的四位参谋长（第一集团军总参议何成濬、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第三集团军参谋处长辜仁发、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36]均为湖北人，且均为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原因在于冯、阎、李均想运用此管道加强与蒋的联系，并便于了解蒋的动态；蒋则力图利用何成濬与其他三位参谋长的同乡、同学关系，拉拢他们，从而取得情报，防止冯、阎、李联合反蒋。虽然三位参谋长各为其主，未必即就其钓饵，但是从此种人事安排仍足以显示何成濬居有重要地位。[37]蒋介石所率领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发动进攻时，何成濬兼任徐州行营主任，当时津浦线上敌对的孙传芳、张宗昌诸部，多为何的旧交，何对他们一面联络，一面作战，进展甚为顺利。[38]他又由海道起天津、北京，与奉军及阎锡山代表协商，使奉军撤回东北。7月，与杨杰被蒋任命为与奉方商洽代表，[39]与张学良协商东三省易帜问题。[40]
北伐完成后，中国仅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各地军系依然割据四方。1929年2月，桂系控制下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武力改组湖南省政府，白崇禧也率驻滦东部队南下响应。当时桂系的势力范围，除了华南和华中外，尚包括华北的冀东地区，该区军队如沿津浦铁路南下，即将危及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乃于3月7日派其代表邵力子、马福祥至河南百泉，争取冯玉祥，避免其与桂系合作。[41]另派参军长何成濬赴香港联系当时仍被国府通缉的唐生智，由唐派龚浩以150万元运动驻唐山的桂系李品仙部。[42]何成濬于3月9日抵北平，组织行营，部署一切。[43]甫上任，即接蒋介石两通电报指示尽速密查白崇禧的行踪、往来电报及所用密码后并请阎锡山下令，凡经过石家庄、保定与天津车辆，均须检查，以防疏虞。[44]何一方面设法说服桂系的魏益三及刘春荣两师长，使其拥护中央，另一方面以北平行营任命状，用蒋总司令名义委派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接收湘籍部队。[45]
4月4日，蒋介石电何成濬，表示将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何成濬与李品仙为第九、八军军长，方振武为第六路总指挥兼津浦路北段警备司令，在北平各军统归阎锡山节制指挥。以上命令“是否即发，抑或缓发，请商百川（阎锡山）兄，并以现在武汉近情代达，不另致。以后时局应如何处置，请与其详商速复，并请其即日到平镇摄。”[46]5月何又受蒋之命联络唐生智，请其于参谋总长与军事参议院院长二职中择一就任。[47]充分展现了何成濬整合“杂牌”部队的具体成果，以及他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唐生智之间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对于远在东北的张学良，何成濬也有所联系。张同意提供山炮及迫击炮若干门，[48]并且张学良复暗中助何，令于学忠部移动，威胁白崇禧在滦东的部队，[49]如此内外夹击下，白只得退出华北，成为桂系失败的重要因素。
由于联系各方有功，何成濬1929年4月获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仍需衔命奔走四方，鄂政由方本仁代理，次年2月返武昌主持鄂政，复兼武汉行营主任，事业达到高峰，就任前蒋甚至电令讨逆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时兼任武汉地区卫戍事宜）等武汉地区重要将领，予以优礼对待，并另电第二军军长蒋鼎文，嘱往埠欢迎，对鄂事项需尊重何意，并从旁辅佐。[50]何成濬获蒋宠信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中原大战期间，主要战场在津浦、陇海两线。蒋介石中央军的力量，远比不上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蒋遂将中央军置于津浦线北段和陇海线东段，并由其亲自指挥，以应付阎、冯的部队，另以地方“杂牌”部队阻挡冯玉祥沿平汉线南下之师。他以“两何”配合统筹平汉线及湘桂战局——何应钦任武汉行营主任，坐镇武昌；何成濬则前进至河南驻马店，指挥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夏斗寅等人的部队，何与这些地方部队均有情谊，足以维系。因此，何在此次大战中虽无显赫之功，但是如果没有他从中联系，平汉铁路两侧河南境内一些地方部队如倒戈，襄阳、樊城及武汉三镇恐早已变色。[51]
自1933年起，何成濬又致力于四川和湖南两省的联系工作。事实上，何成濬拉拢四川的刘湘，极早即已开始。两人通信往来，长达十年之久。[52]刘湘虽然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但是对于国民政府处理川局的态度，并不满意。幸有何从中沟通，化解双方误会。学者认为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即是在何成濬的沟通协调下，才得以将刘湘稳住。[53]1930年8月，广东发生陈济棠之变，中央将湖北“剿共”的部队抽调入福建，盼四川能出兵30 000填防鄂西，由中央月拨刘军饷300 000元，另由湖北省政府月拨100 000元，共400 000元。[54]在何成濬奔走下，获刘湘同意抽调4团兵力，移驻鄂西，协“剿共”产党军队。[55]1933年10月，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何奉命前往监誓[56]；1935年，蒋飞渝督“剿共”产党军队，何也随往襄助，均在使刘湘了解国策，增加对中央的信赖。何对湖南军政领袖何键，也多有影响，沟通湘省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例如1932年春，湖南政坛谣传中央将改组湘府，以贺耀组或覃振任主席。蒋获悉后，即命何转告，此必有人从中挑拨，勿为动摇。[57]1936年6月，赖琏就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特派委员，即由何前往监誓。[58]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西迁，四川、湖南与中央协同一致，与何成濬多年的经营与奔走，应有若干关系。
四 运用成败的原因分析
何成濬的沟通联系工作做得虽然成功，不过有时在未得到蒋的授权下贸然行事，不免引起蒋的疑惧。如1932年1月，何成濬拟发起湘鄂陕甘豫皖赣江浙九省联剿办事处的组织，经人向蒋检举，[59]而遭蒋责斥。[60]加上何主持鄂政，政绩甚差，不得人心，[61]最后遭蒋撤换。[62]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成濬曾致电张学良严加指责，责成张尽速保护蒋的安全，送返南京，以免自取灭亡。张复电表示蒋在西安一切均好，请来一看便知，并借以面商一切。何接电后颇有去意。绥靖总署参谋长杨揆一则力劝何应小心行事，认为张系翻脸不认人的角色，以杨宇霆和张的交情，尚被杀害，因此不可不慎。[63]何考虑多时后，托词自己威望不足，并且武汉地位重要，在局势动荡时刻不宜轻易离开，选择不去西安，[64]而于12月24日与川鄂湘边区绥靖主任徐源泉至南京，一方面条陈营救蒋委员长办法，并报告武汉治安情形，[65]另一方面则奔走各方，为徐运动湖北省主席职位。[66]次日，蒋自西安飞抵洛阳，平安脱困。自此何与蒋的关系乃更形疏远，[67]蒋将驻鄂绥靖主任公署撤销，另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以何为主任，陈诚为副主任，又派陈的心腹郭忏为参谋长，[68]以架空何成濬。陈诚由于得蒋宠信，最后取代何的湖北省主席及湖北全省保安司令职位。而何则被打入冷宫，抗战时期只能担任不重要的军法总监职务。[69]抗战期间，蒋乘机将一些地方部队消灭，胜利后各地方军系领袖一律退役，已无须再作联系地方军队的工作；因此何成濬也已无继续存在的空间，只能退伍离开军界。[70]
相对于中央军，地方“杂牌”部队的装备较差、待遇较低，作战经验较多。虽然也是“国军”的一部分，但是对蒋介石的效忠程度不如中央军；有时应付不好，甚至会倒戈相向。由于民国以来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杂牌”部队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战局，甚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71]何成濬之所以能长期在中央与“杂牌”部队中间，成功地扮演沟通者的角色，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深厚，得到蒋的信任。第二，具备交际专长。一位出身“杂牌”部队的军界人士，即曾对何成濬所具有的独特条件，做过以下生动的描述：
首先，他既是老同盟会员和早期士官学生，而且在辛亥革命时就已露过头角，那么他就有资格掮着“老革命”、“军事家”的招牌先声夺人，呼应一切，而使杂牌小军阀头目不得不“肃然起敬”了。其次，他不但能够滔滔不绝地纵谈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以至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而且因为他走秀才出身，对于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周旋应对也极其娴熟。这一点也足使那些老粗军人们为之倾倒，而自惭形秽。可是又由于他在上海滩上长期生活的丰富经验，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可以说是行行精通、样样出色。这又使那些沉溺于腐化糜烂生活的杂牌军队的头目们不仅引为同道，而且视为老手，于肃然起敬之余，转而乐于相亲，相忘于放浪形骸之中了。[72]
此外，许多“杂牌”部队愿意请何成濬为他们牵线，投靠中央后愿意归何指挥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是，何对收编后的“杂牌”部队从不整训。依何的看法，如要整训“杂牌”部队，即需对这些部队提供军饷、弹药，但是中央既不愿充分提供，且要派黄埔出身的干部进入，因此宁愿让这些部队来去自由，不受控制，也不加以整训。但是何对“杂牌”部队的此种立场，系与蒋的“中央化”政策相违，一旦蒋怀疑何与已收编的地方部队继续维持良好关系，系利用这些部队支撑其个人地位，即将其所指挥的“杂牌”部队陆续抽调，不再赋予重任。[73]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沟通型幕僚虽然自古即已有之，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于民国政坛扮演重要的角色，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民国以来，政局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即使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所能实际控制者，仍然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为全国的领袖，实际上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74]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署服从其指挥。[75]
在这种情形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只得采取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说服、金钱上的收买，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后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何成濬的例子显示，他的沟通活动，虽然并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体上避免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确具贡献。1929年，蒋曾于日记中感叹“十余年来，川局扰乱，皆调解二字所误”，[76]显示蒋充分明了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的缺点，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使用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一省。
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对地方军系所采用的办法并非错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善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具代表性者包括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第5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页；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7—159页；李英铨：《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页；李英铨：《论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昌），2001，第38—45页；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357—360页；张学继：《略论蒋介石幕府》，《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页。
[2]《国民政府公报》，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印铸局，1928，第40期。
[3]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第119—126页；《时报》（上海），1928年11月1日。
[4]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第154—157页。
[5]胡实：《和平将军何成濬先生》，《何雪竹先生纪念册》，未注出版者，1961，第70页。
[6]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8页。
[7]郑彦棻：《忆念铁老的生平和风范》，第9—10页。
[8]吴相湘：《何成濬善作调人》，《传记文学》第9卷第1期，1966年7月，第40页。
[9]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湖北文史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32页。
[10]张学良有鸦片嗜好，生活作息日夜颠倒。麻将通常于晚餐后开始，打打停停，从晚上打到天亮，只打八圈，如此连续打了三个星期。参阅冯志翔：《萧同兹先生经历中的两件事——张岳公秦皇岛忆往》，《传记文学》第25卷第5期，1974年11月，第36—37页；李大超：《铁老一生的几个重要事迹》，《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23—24页。
[11]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3页。
[12]《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7册，台北“国史馆”，2003，第631—632页；《蒋中正电靖张群转告王柏龄请其备款卅万赴滇请云南出兵》，1930年3月22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5册，总编号287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13]《蒋中正电张群催龙云亲征中央可汇百万元供军需之用》，1930年4月10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6册，总编号293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杨维真：《从合作到决裂——论龙云与中央的关系（1927—1949）》，台北“国史馆”，2000，第110页。
[14]李茂盛、雒春普、杨建中：《阎锡山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第497页。
[15]《事略稿本》第8册，第225页；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第263—264页。另有蒋曾付张现金600万元及1000万元两种说法。参阅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413页；Donald G.Gillin, 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115.
[16]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342—343页。
[17]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1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第305页；苏墱基：《张学良生平年表——东北少帅荣枯浮沉实录》，台北：远流出版社，1996，第112页。
[18]刘心皇辑注、王铁汉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第84页；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474页。
[19]于学忠：《东北军入关和“扩大会战”的解体》，方正、俞兴茂、纪红民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第186页。
[20]张光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226页。
[21]《事略稿本》第8册，第234—235页。
[22]《大公报》（天津），1930年6月22日。
[23]《张群致吴铁城转张学良有电》，1930年6月25日，档号：19.0372.42/400-1-12，“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
[24]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第147页；李茂盛等：《阎锡山全传》，第497页。
[25]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142页。
[26]何成濬著，沈云龙校注：《八十自述》，何成濬著，沈云龙校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733—734页。
[27]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38页。
[28]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39页；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9—504页。
[29]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0—741页。
[30]于翔麟：《何成濬小传（增补稿）》，《传记文学》第37卷第3期，1980年9月，第33页。
[31]杨天石：《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策略》，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30页。
[32]沈云龙、谢文孙访问，谢文孙纪录：《献身国民革命——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2辑，1991，第13页。
[33]谈瀛：《何成濬的一生》，《武汉文史资料》1982年第8辑，第38页。
[34]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编《张学良暨东北军史论》，华文出版社，1993，第137页。
[35]雷啸岑：《何上将雪竹忆语》，《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第767页。
[36]《事略稿本》第2册，第429页；戚厚杰、刘顺发、王楠：《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103页；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第1197、2260页。
[37]谈瀛：《何成濬的一生》，第39—40页。
[38]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5—746页。
[39]《事略稿本》第3册，第686页。
[40]《何成濬等电张学良日人态度尊处有当机立断毅然宣布易帜统一之必要》，“国史馆”审编处编《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一）北伐史料》，台北“国史馆”，2002，第349页。有关东北易帜问题，详见王正华：《蒋中正与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秘书处编《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五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2000，第1413—1439页。
[4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437页。
[4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437页。另一说活动费为100万元，参阅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第158页。有的学者认为蒋的重新启用唐生智，系由阎锡山从中斡旋。参阅李茂盛等：《阎锡山全传》上册，第439页。
[43]《申报》（上海），1929年3月9日。
[44]《事略稿本》第5册，第173页；《蒋中正电何成濬密查北平天津电局白崇禧往来电报及密码速送京》，1929年3月17日，《筹笔》统一时期，第1册，总编号01362，“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45]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7页。
[46]《事略稿本》第5册，第134—335页。
[47]《事略稿本》第5册，第445页。
[48]《事略稿本》第5册，第313—314页。
[49]何成濬：《八十自述》，第747页。
[50]《事略稿本》第7册，第450页；《蒋中正电刘峙优礼信任何成濬王金钰及鄂事已交何成濬处理》，1930年2月7日，《筹笔》统一时期，第22册，总编号02711，“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51]米暂沉：《“讨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部队》，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会编《湖北文史集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686—688页。
[52]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3页。
[53]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第214—215页。
[54]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张朋园、刘凤翰纪录：《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0—41页。
[55]《事略稿本》第8册，第398页。
[56]周开庆：《刘湘先生年谱》，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5，第85页；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第523页。
[57]《事略稿本》第14册，第81—82页。
[58]《申报》（上海），1936年6月29日。
[59]《事略稿本》第13册，第18页；《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第45页。
[60]蒋曾致电何成濬，告以“闻兄有九省联剿办事处之组织，此乃十年前督军团之行动，必为现时代所不容，凡政治地位，决非徒事张皇所可成事，必须从脚踏实地做起，如兄果有此种进行，则于公私，皆大不利，而中更反对。务请兄在政治上积极改良振作，对任何人亦不能动摇也。”此电充分显示蒋对何成濬的不满。参阅《事略稿本》第13册，第19页。
[61]1932年，蒋曾于一次召见鄂省党委与清乡促进会委员后表示：“所见所闻皆腐败之官僚与幼稚之新官僚，何雪竹（成濬）之贻误鄂省如此，诚可痛哉。呜呼！湖北政治非用严厉之手段，决无起色矣。”参阅《事略稿本》第15册，第272页。
[62]一项资料显示，何遭撤换经过，系由蒋致电何，暗示其辞职，并要他保举四人。参阅郭廷以访问，贾廷诗等纪录：《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18页。
[63]华觉明：《我对何成濬的回顾》，《湖北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11页。
[64]李猿公：《何成濬的历史点滴》，《湖北文史资料》第2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第2页。
[65]《中央日报》（南京），1936年12月25日。
[66]李猿公：《何成濬的历史点滴》，第2页。魏元晋：《何成濬与杨永泰、黄绍竑主鄂之争》，《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3辑，第77页。
[67]谈瀛：《何成濬的一生》，第47页。
[68]《蒋中正电何成濬电保郭忏兼任参谋长》，1936年11月28日，《筹笔》统一时期，第169册，总编号11605，“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蒋中正电朱培德同时发表何成濬陈诚郭忏任各新职命令》，1936年11月28日，《筹笔》统一时期，第169册，总编号11606，“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
[69]吴生铭：《何成濬的几件事》，《武汉文史资料》1982年第8辑，第57—58页。
[70]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5页。
[71]米暂沉：《“讨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部队》，第687—688页。
[72]米暂沉：《“讨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郃队》，第689页。
[73]汪世鎏：《何成濬与“杂牌军队”》，第34—35页。有些人认为由于何成濬一生为蒋介石做了大量收买、拉拢与策反的工作，使得蒋产生了湖北军人不可靠的看法，甚至曾颁“选将，慎用鄂人”的手谕。参阅喻育之：《何成濬其人》，《武汉文史资料》1982年第8辑，第25页。
[74]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第265—266页。
[75]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p. 323.
[76]《事略稿本》第5册，第444页。
第八章 雅德赉（Herbert O. Yardley）与中国兼论抗战时期的密码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几个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军统局）想找一位密码专家协助其破译日本的密码，于是训令军统局美国通讯站站长（名义上为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探询雅德赉（Herbert O. Yardley, 1889-1958）是否有意赴华服务。
萧勃接到戴笠的指示后，先咨询了一位美国的外交官柴尔斯（J. Rives Childs）。柴尔斯原来也从事电讯情报（signal intelligence）工作，为雅德赉一战期间在法国的助手，对其自是极力推荐。[1]
1938年5月18日，萧勃致函雅德赉，邀其共进午餐，雅德赉见函即知中国人要找他破解密码。他此时虽是需款孔急，但是仍不动声色，双方经过协商，最后同意以年10 000美元聘雅德赉为顾问，合约为期半年，但可延长一年。[2]1938年9月，雅德赉搭船离美赴中国就任。为了避免被日本人认出，他刻意绕道欧洲，并且隐藏了真实的姓，自称为奥斯本（Herbert Osborn），不过护照上的姓名仍未变动。[3]
对于这位著名的密码专家，情报史家康大维（David Kahn）曾于2004年出版一本传记──《绅士邮件的读者──雅德赉与美国密码破译学的诞生》（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Herbert O. Yardley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Codebreaking），不过对于其在华经历，叙述颇为简略，也完全未曾利用中文史料。[4]晚近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对于情报史的研究，虽是方兴未艾，不过对于雅德赉的在华事迹则大多仅略为提及，且对其贡献多半评价不高。[5]
本章研究结果发现，雅德赉在华期间破解了日本的航空密码，让西南地区数百万的民众，得以在日机空袭时获得预警，避免恐慌，减少伤亡，中国空军也曾利用此种电讯情报，主动出击，重创日军。此外，雅德赉还训练了150位学员，为军统培育了一支侦译的力量，奠定了日后向外拓展的基础。国民政府聘用雅德赉，在电讯情报上所获效益，甚至超过后来的中美合作所与中英情报合作计划。不过由于雅德赉未能达成破译日本陆军密码的目标，私生活又颇不检点，故一般学者对其评价一直不高，也有些西方学者，质疑军统未能找到最佳的顾问人选。本章对这些看法，均持保留态度，理由如下：第一，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日军的反情报能力甚强，其陆军密码直到1944年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解，因此雅德赉的贡献长期以来似有被低估的现象。第二，当时美国确实有能力比雅德赉高强的密码专家，但是这些人是否愿意放弃美国国籍至中国服务？即使有此意愿，美国政府是否会同意放人，均是问题。第三，雅德赉在华私生活不检点固为事实，但是并未影响其工作，如与后来在华美军的风纪相较，似乎也不宜对他有过分苛责。
一 身怀绝技的落魄专家
雅德赉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Worthington），13岁丧母，他的父亲是个火车站站长兼电报员，雅德赉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使用电报。雅德赉1907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但是读了一年即辍学回到家乡担任火车站的电报员。他利用空闲时间学打扑克牌并利用打赢的奖金继续进修。1912年，雅德赉通过公职人员考试，进入国务院担任基层电报工作，在国务院任职期间他还参加了通讯兵团（Signal Corps）的储训计划。一次大战期间，雅德赉随着美军至法国，从事密码工作。
雅德赉在军中服务期间，有一次在无意间破译了美国政府的密码，当时美国的密码尚十分幼稚，因此雅德赉得以轻易地破译。他还发现美国总统威尔逊所用的密码竟然已用了10年以上，这使得雅德赉十分忧心，尤其此时正在欧战期间。于是雅德赉在1916年5月开始撰写一份对于美国外交密码的改进方案，完成后将此长达100页的报告成交上级。美国政府采纳了雅德赉的建议，于1917年6月于军部（国防部）情报部门中增设了电讯情报小组（即著名的MI-8），并交由时为通讯兵中尉的雅德赉主持。
在雅德赉的领导下，MI-8在战争期间虽无显赫的功绩，但是表现也还算是不差。战后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继续支持雅德赉的MI-8，乃于1919年5月创设密码局（The Cipher Bureau），即外界所熟知的“密室”（The Black Chamber）。为了避免触犯法律，此一机构于纽约市开设公司以避人耳目，并且以破解日本密码作为工作重点。不到一年，雅德赉及其工作团队成功的破解了日本外务省的密码。1921年华盛顿裁军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期间，美国与日本谈判军舰数量比例，日本要求为10:7，但是雅德赉等人由截获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得知日本政府的底线为10:6。美方代表团在得知此一情报后，乃坚持 10:6的立场，最后让美国在此次外交中获胜，也使得雅德赉的事业达到最高峰。
不幸的是战争结束后，电讯情报不受重视，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甚至认为“君子不应该偷看别人的邮件”（“Gentlemen do not read each other' s mail”）[6]，1929年10月31日，MI-8终遭裁撤。此时正值美国股票市场崩盘，经济大恐慌来临，雅德赉虽然身怀绝技，但是也一筹莫展。他只得以写作个人破译密码的经验，卖文养家活口，1931年他的回忆录——《美国密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出版。在书中雅德赉除了提及美国电讯情报组织及工作的历史，也介绍了电讯保密的基本原理。出版后，市场反应颇佳，在美国卖了近18 000本，在英国卖了近5 500本，并且被翻译为法文、瑞典文、日文及中文，日译本居然卖了 33 000余本。1935年，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电影公司甚至将此书改编为电影公开放映。
《美国密室》一书的出版，不仅使美国政府感到脸上无光，也连累到许多其他的国家，至少19个国家在此书出版后才察觉到自己的密码已被破解。雅德赉原以为此书的出版，将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建立电讯情报机构，但是事实上却造成了反效果。美国政府试图将雅德赉绳之以法，但是又找不到此书违反既有公文保密规定的证据，只能亡羊补牢修改相关法律，限制类似行为再度发生。1933年，雅德赉试图出版另一本名为《日本外交秘密》（Japanese Diplomatic Secrets）的新书，但是被美国警方依照通过的法律将书稿查扣（直至1979年才予解禁）。[7]
1938年雅德赉接受军统的邀请至中国服务，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钱，不过其他一些原因或许也有助于他做此决定——旅行的诱惑，同情中国人的英勇抗日，厌恶日本1937年的两件暴行——炸沉美国炮舰Panay号和南京大屠杀。[8]
二 到中国服务
抗战爆发后，军统为了加强侦译日本军事密电，于1938年10月成立密电组，聘请雅德赉来华任顾问，挑选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训班或特警班）各期对密电研译有志趣的学生51名为组员，在雅德赉训练指导下，从事日电侦讯工作。[9]密电组为密电研译的独立单位，由魏大铭兼主任，下分研究（股长陈祖舜）、侦收（股长陈舜齐）、总务（股长先后为何智、吴灿英）、统计（股长周行素）四个股。
密电组的工作以研译日本陆军密码为主，于重庆、上饶、西安等地设立工作队，分别侦收华中、华东、华北等前线日军往来的密码电报。雅德赉以其自编的《密码分析初步》一书作为教材，并以世界各地密码演变沿革及其文字特性、频数规律等基础知识，作为授课内容；各工作队所侦获的日本密电，则作为实际研究的对象。[10]每天上课仅两小时，其余时间均为实务研究。此种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加上军统所配备的两名翻译人员（一名负责教材的文字翻译，另一名负责教学时的口译）甚为称职，[11]使得学生的学习效果良好，进步很快，雅德赉也认为中国学生的聪明智慧并不下于白种人，对他们的表现感到满意。[12]
雅德赉的教学研译工作渐上轨道，1939年一年内，参与的人员由15名学员和15名电务人员（operators），发展为50名学员和100名电务人员，侦收机50余架。侦收到日本密电20万份，经过研译者有2万份，虽未能破译日本陆军密码，但是仍有相当贡献。[13]不仅为军统培育了一支侦译的力量，奠定了以后向各方面扩展的基础，同时也为戴笠个人事业带来加分的效果。[14]
军统局对学员的生活，采军事化管理，睡的是通铺，没有暖气，工作时间很长──早上为8时至12时，下午为2时至6时，晚间为7时至10时，每月薪资则只有30元（尚需扣伙食费5元）；通信需经检查，不准会客，如需外出必须事前申请。雅德赉找了木匠做了一张桌球台，并且进口了球具，让学员们于休闲时使用，不料密电组的领导阶层却不以为然，认为学员应努力工作，空闲的时间应该多进修，充实自己；少上馆子或戏院，多存点钱，除非单位同意，否则不得谈恋爱。[15]
雅德赉在华期间，不仅薪资高，而且在生活上也备受礼遇，与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相较，也仅略逊一筹。[16]他的住处“豁庐”[17]原为一川系将领的住宅，[18]有坚固的地下室可避空袭，军统又为他安装了壁炉和卫浴设施。浴室的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盆均由香港空运而来，用当地水泥和白卵石砌造而成。在人口超越100万的重庆市，此种规格的浴室，尚不超过六间。[19]浴室所用的水，系由2人用扁担和木桶从长江爬500级台阶挑上来。水挑上来之后，即倒入一个木桶，再用手工将木桶中的水抽至屋顶上的另一个木桶，使用时水再由水管流至浴室。[20]为了雅德赉的每日三餐，军统特地从香港请来了一个厨子，并提供整箱的威士忌、白兰地和葡萄酒。军统又派了三个译员及两个勤务兵负责照料雅德赉的生活，一辆轿车专供他使用。[21]雅德赉在华后期，军统还替他订了一份英文报纸及一种英文杂志，定期从香港空运至重庆。[22]
军统虽然如此地优待雅德赉，他仍然有许多不满之处。军统担心雅德赉被日本人绑架，于是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外出均有人跟踪保护，雅德赉则认为是侵犯个人隐私，经常设法摆脱。
雅德赉习惯在夜间工作，如果没有轰炸，他通常每日工作至清晨5时，然后上床睡至10时或11时，起床后喝点热橙汁，然后吃早餐，准备教材。中午1点至3点吃午餐和午休。下午继续工作，晚上在家吃晚餐，然后进城喝几杯，上理发店刮个脸或是打一局弹子，11点返回住所工作至凌晨。[23]
至1939年末，雅德赉开始经常出入重庆的外国记者招待所。此一招待所为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有鉴于外国记者群聚重庆，生活不便，乃将一废弃建筑物改建为一专门接待外国记者的招待所，共有13个房间，于1939年7月启用。招待所的收费低廉，房租每月为法币40元，每日供应西式早餐及中式午、晚餐，每月膳费仅收法币20元（依1940年6月汇率，每月房租尚不到3美元，膳费则为不到2美元）[24]，因此成为在渝外籍记者、传教士、顾问、商人、外交官、间谍、骗子、妓女等三教九流出入的场所（通常被称为The Press Hostel或Chungking Hostel）。[25]雅德赉经常流连在此打扑克牌，著名的女记者项美丽（Emily Hahn）即为雅德赉一位牌友的女友。其他经常在招待所出入的还包括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当时他只有23岁，刚自哈佛毕业，为国民政府的国际宣传处工作，后来成为《时代》周刊（Time）的著名记者。雅德赉的年龄虽然比白修德大了二十多岁，但是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友。白修德晚年时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称“Osborne”的雅德赉，有以下的描述：
“Osborne”很喜欢我。他是个极为幽默，且放荡不羁的人。他的嗜好包括喝酒、赌博和女人。当我们成为朋友后，他认为他应该教我打扑克牌，他让我站在他背后看他如何用双手横扫各家的钱。他也觉得应该教我一些性知识，曾经试图说服我邀请一些他所认识的“上选”小姐到他住处参加宴会。我不愿学，波士顿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26]
但是雅德赉仍然教了白修德一些重要的事情——在空袭时应如何做。雅德赉认为如果直接被炸弹炸到，那么谁也救不了你，空袭真正危险之处，在于窗户被炸后的玻璃碎片。因此，当听到警报时，应该“拿一杯酒，躺在沙发上，并且放两个枕头在身上——一个盖住眼睛，一个盖住鼠蹊部位。玻璃碎片会使这两个重要器官受伤，如果眼睛或鼠蹊受伤，也就不值得活了。”[27]
正如白修德的观察，雅德赉性好渔色。美国驻渝军事武官的报告中曾提到雅德赉的主要嗜好为性，谈话中也常提到性。他到达中国一个星期，即发现他只要花法币1元，就可以找一个女孩子陪他洗澡。虽然雅德赉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多次说这些女孩子“漂亮，但是我怕得要死”，[28]不过仍常可见到有女子出入他的住处。根据学者的考证，雅德赉在重庆期间曾先后拥有两位情妇，一位为中国籍，一位为德国籍，他也从不对来访的友人讳言他是重庆声色场所的识途老马。[29]有时遇到空袭警报，他还会带妓女到郊外寻欢。在这种场合，雅德赉觉得有便衣警卫跟着会十分不方便，认为是在监视他的私人行动，因而会发脾气。[30]对于军统官员的道德劝说，雅德赉则私下指责国军将领纳妾者所在多有，“吃空缺”的风气更是十分普遍，品德未必即比他高尚。[31]
雅德赉至中国服务，他在美国的女友艾德娜拒绝与他一同前往。雅德赉在重庆期间虽也常写信给她，但是这些信大多是官样文章，语气甚为强势，毫无浪漫可言，不像是一个远离家乡漂泊在异乡的男子所写。虽然艾德娜写给雅德赉的信已无法找到，但她深爱着雅德赉，对他也没有一丝抱怨。[32]
三 雅德赉眼中的中国
雅德赉到中国前，曾读过大量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赛珍珠（Pearl Buck）的著作。[33]加上他在中国期间实际的观察与体验，自然会对中国有一些看法。雅德赉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过多，这样一个大国在工业化以后，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不会产生侵略他人的“黄祸”，但仍有可能会减少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为西方带来商机，[34]则是雅德赉所未曾想到的课题。雅德赉认为中国人深受古老习俗和迷信的束缚，亟待教育。但是这项工程浩大，应如何进行？由谁来做？雅德赉自己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
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冲击下，我有一种奇怪的孤寂感。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巨大的国家拥有超过4亿5千万的人口——为全人类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多。曾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水灾或饥荒，但是他们的死很少有人注意。只要丰收个几年，空缺又会被补满。在西方，由于人口成长曲线平缓，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Malthusian law）只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理论，但是在亚洲——在印度和中国，由于祖先崇拜和香火观念的影响，却是具有紧迫性且令人恐怖的事实。当这些国家工业化，人口变得越多以后，世界会变成怎样？如果洪水决堤泛滥成灾，将即是所谓的黄祸（Yellow Peril）吧！幸运的是，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不易侵犯他人。同时，除了祖先崇拜和多子多孙的观念外，他们是聪明且可教育的。这将会是教育和古老民俗、迷信束缚之间的竞赛。但是，教育4亿5千万的中国人和3亿5千万的印度人，是件巨大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将由谁来做？如何做？[35]
值得注意的是，雅德赉在这段文字中将他对中国的观察延伸至印度。在他的分类中，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属于黄种人，[36]因此也是潜在的“黄祸”祸首之一。
和许多在华的外国人士相同，雅德赉对中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无法接受。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我喜欢我的学生们，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他们不停的咳嗽，往桌边痰盂吐痰。虽然我不是个有洁癖的人，但是有时我好像真的无法再看到那种画面。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喝汤时都像蟾蜍吞食苍蝇一样。我常邀请一些（学员）来吃饭，但是从第二次开始我就再也不准备汤了。当我回家（美国）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说：“4亿5千万人清晨起床后，齐声咳嗽、吐痰和擤鼻涕。”[37]
中国人对脏乱喧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让他不能理解：
中国人的神经一定比较大条。他们用锣鼓和鞭炮来庆祝事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明显的是为了喜欢喧闹而喧闹。此外，他们对难闻的味道也是同样的不敏感。对于重庆这种城市发出来的恶臭，他们除了忍受又有何办法？小江（嘉陵江）上每晚都有装满人类粪便的驳船驰过，当风从北或西边吹来，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即有如乌云一般，垄罩在城市上空。[38]
雅德赉觉得中国人都是懒惰的“猴子”（“monkies”），他们总认为没什么好急的，明天也还可以做呀。他们曾经为他做了一个浴室和厕所，做了三个星期还没做好；要他们找份香港的英文报纸，催了三次仍未见下文。仆役准备的手制捕鼠器，完全不管用；短波收音机也无法听，因为电压不够强。[39]雅德赉认为中国人不但懒，而且都是笨手笨脚，他曾说“至今我还没看过一个拥有机械技巧的中国人（I've yet to see a Chinese with mechanical skill）。”[40]
雅德赉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好的特质包括了爱好和平、聪明和可受教（educable），坏的特质则包括缺乏敏感性、缺乏同情心、受传统迷信束缚、缺乏机械天分、懒惰。这些特征大致上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似，[41]只有懒惰一项特质与一般西方人印象不同，或许雅德赉的此种印象是来自平日与其仆役接触的经验。根据1942年美国所做一项调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主要印象，依序为工作勤奋、诚实、勇敢、笃信宗教及聪明，[42]显示在中国有实际生活经验的雅德赉，对中国人的印象似乎较珍珠港事变后的一般美国大众来得负面。
对于中国的改革，虽然也有不少的讨论，但是根据雅德赉的观察，大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他认为，不幸的是那些在上位者对底层的劳工阶级缺乏同情心。[43]其实雅德赉自己对于底层劳工也未必就有同情心。他的回忆录曾提及一次他在街上把没抽完的香烟随手一弹，就有一个半裸的黄包车夫将香烟抢下，“一口将烟头叼住，有如上钩的鱼，而脚步几乎未停”。[44]雅德赉于是又点了几根烟弹出去，并且暗中计算他们抢烟的速度，结果他发现最快的只有5秒钟。[45]虽然如此，雅德赉对底层的劳工仍然十分关心。他说：
（苦力阶级在抗战中）担负了所有的战斗任务，并且承受了大部分的灾难。他们被视为另一个种族，就像黑人在（美国）南方所受到的待遇一样。农业改良并不代表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可以多分到一些谷子，也不代表那些苦力在战后的选举就会拥有投票权。国民党的党员都是社会精英（handpicked），一如美国的政党成员（members of the Kelly and Hague machines）。他们只会高谈战后的政经改革，却始终无意将政府交给苦力们，一如我们美国南方各州从未想过将州政府交给黑人。[46]
除了人口压力大、素质差，雅德赉认为中国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况也很严重，必须予以解决。因此，中国除了需要教育，也需要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不过中国将来会变成怎样一个社会，雅德赉认为也未必就是像西方人所想的那样。[47]
雅德赉虽然关心底层百姓，厌恶政治人物，但是他对亲身接触过的蒋介石和戴笠，印象都还不差。雅德赉曾在回忆录中，对首度会面的蒋作以下的描述：
我的座位距离委员长只有三英尺不到，因此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他的头发两侧剪得很短，头顶的头发或许还不到半英寸，灰白的胡须刮得非常干净。我感觉我面对的是一位学者或智者（sage），而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48]
蒋介石在寒暄时对雅德赉表示久仰大名，雅德赉则心想蒋一定读过《美国密室》的中译本，不过这本书的版税可是一分钱都还没拿过。雅德赉不好意思提版税的事，只是世故地说：“在美国，即使是小学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蒋夫人。”蒋介石听到译员的翻译后，笑容满面。
雅德赉与戴笠初次见面，即认为戴是个厉害角色。雅德赉说戴“看起来就像个有权有势的人，并且在使用权势时既狠且准，我确信他是中国最令人害怕的人。”[49]雅德赉当天还曾建议戴，在汪精卫做出更多伤害中国的事之前，将他暗杀。雅德赉的理由是暗杀固然不好，但是战争也同样是不好。戴笠听了雅德赉的建议后，举起杯子和雅德赉干了一杯。[50]
四 屡屡破译日军密码
雅德赉在华服务，原定合约为半年，至1939年3月期满。军统局以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尚未完成，盼其能续商签订合约，继续在华工作。[51]雅德赉几经考虑，同意延长服务半年，薪资不变，但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上班日学员每天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6时30分，中午为2小时的午餐及休息时间。星期日工作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1时。下班后，学员得外出自由活动，并于凌晨1时以前归队。对于有需要外宿及延后归队的学员，发给通行证，不得任意拒绝。学员的薪资增至100元，伙食费每人增加20%，由军统局支应，不得由学员薪资中扣除。第二，雅德赉得自由访视学员两次，观察其进度。第三，雅德赉应有个人自由，要住哪里、接待哪些朋友，应由他自己决定。外出时除非提出需求，随扈才可随行。[52]对于以上三个条件军统局完全同意，雅德赉于是在合约上签了字继续服务。[53]
1939年日军对重庆、成都等地实施轰炸，一架日机遭击落，且有一名日军被俘。军统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即以军令部第四处处长身份向成都航空委员会索取该名俘虏带回重庆。[54]军统邀请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所长温毓庆）派人至局会同审讯。此名日俘名大石信三，系轰炸机上的机枪手，位于机上尾座，兼无线电通讯及照相工作。审讯结果，获知日本航空队一般通讯所用日文五十字母组成方法的概况。[55]军统根据此一线索与雅德赉的新观点，加上两位日文人员与日俘共同生活作息，终将过去不明了的密电，一一完成日文解译，时在 1939 年秋季。
自此以后，凡是日机来袭，其飞行经过，甚至机上动作（如投掷炸弹），当电报一收到后即可明了。日本航空队的通讯密电固然也在改进，不过军统由于已有雅德赉带来的密码破解知识，因此也能一一加以破解，各种单一替代法加密的电文，均能于破译后得到完整的情报。
1940年至1941年间，日本加强对大后方进行轰炸，将其海军航空队主力集结于汉口、武昌、孝感等基地，陆军航空队集中于山西运城等基地，而以武汉为指挥中心，机数在300架以上，对重庆作有计划地轮番长时间轰炸，达6个月之久。[56]而中方空军于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日军机场附近均设有秘密电台，机场上日机只要一有所行动，防空情报即发出至成都空军总指挥部，飞机经过各城市时，沿途均有地面情报，用有线电逐站报至后方。后方防空当局即据以施放空袭及紧急警报，至日机返回原起飞机场，当地秘密电台以无线电传送情报，后方防空当局即施放解除警报。自1940年8月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重庆设立工作队之后，尚可掌握日机通讯动态，从日机之间相互联络的数量上，可以判断共出动有若干架飞机，日机所使用的密语，工作队均能解译，甚至主机指挥僚机投弹，防空当局也可由情报中立即得知。[57]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与英、美直接作战后，日本空中武力已改进至双重作业密码，即替代与易位并用，再加插入无意义的日文字母，确已相当复杂，不过军统的日文解译专家由于受过雅德赉密码变化的训练，加上经验已多，也就举重若轻，对于此种易位表格的密电均可破解，亦即所有日本航空队的密电均可解译。[58]
虽然如此，雅德赉在华的表现仍有其局限性。晚近学者指出，1938年日本在华所使用的密码，已与雅德赉20世纪20年代所研究的密码十分不同。雅德赉不懂日文，戴笠所提供给他的10余名助手虽通日文，但是不懂密码，[59]因此雅德赉只能教他们一般的密码学原则。其次，雅德赉在美时未能汲取新知，利用专业人才（如数学家）和先进设备（如计算机），强化其专业能力，以致其成就落于同行之后。例如1940年弗里德曼（William F. Friedman）的团队即破译了日本先进的外交密码（PURPLE machine），饶勒特（Frank Rowlett）的不规则加密（Rotor irregularization）则使美国的密码机在当时的技术下无法被破译。[60]萧勃在接触雅德赉之前，未能作广泛的咨询工作，以致未能聘得最佳人选。笔者认为以上缺点固然均属事实，不过更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电讯情报能力相差悬殊，想要靠一位外籍顾问即改变此种局面，实无可能，以下拟就中日双方的电讯情报能力作一讨论。
五 日军对交战国密码的破译
直至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前，日本陆军的假想敌一直是苏联，因此其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系置于破解苏联红军的密码。1936年，关东军的情报部门成功的破译了苏联红军的四位数字密码，1940年更破译了苏联空军的四位数字密码。[61]日本陆军破译密码的能力，虽然无法和英、美相比，但是靠着从大使馆窃取密码本，也能够解读中阶的英、美电讯。[62]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日本陆军破解密码的人手如能增加，其能力应可与英、美相同。[63]如果与中国相比，更是遥遥领先。根据一位学者的估计，至抗战爆发时，日本破解中国密码的能力，平均已达80％—90％，且不论是外交或军事密码均可有此比率，[64]不过唯一的例外是对中共的情报，日本陆军直至1941年2月才破译了部分共军的电码。[65]1938年国军改进其密码系统，改为“特密”（mixing compound words），1940年10月国军主要部队又开始采用重复密钥系统（the repeating key system），使得日军的破译工作略受顿挫，不过整个抗战期间仍能维持70％—80％的解码能力，对于在华重要战役贡献甚大。[66]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留用百余位曾破译中、苏密码的日本陆军密码专家，命其继续破解苏联密码的工作，直至战后台湾，他们曾成功侦译苏联远东舰队部署及苏联研究核武器的电讯资料。[67]日本陆军电讯侦译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日本海军的情报部门，自1909年起即将其情报搜集的重点置于美国，并且自20世纪20年代起介入密码侦译活动，不过由于人力有限，成绩比不上日本陆军对苏联的情报工作。虽然如此，日本海军仍然成功的破解了英、美及中国的外交密码与部分的军事密码。[68]
电讯情报工作除了电讯侦译，还包括反情报能力。近代日本所使用的各种密码中，最常为外界（甚至包括本国的其他政府部门）破译者，即为外交密码。日本外交密码，最常用者为LA码。其特点为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有时代表一个汉字，极少情况下，也用来表示两个汉字以上的词或词组。这种密电通常以LA开头，故习性上称为LA码。LA码主要译发各驻在国重要报刊文章的摘要，及驻在国政府、党派和舆论界的政治、军事、经济动态，故数量极大，占日本外务省和各驻外单位往来密电的30％—40%。1935年为温毓庆所破译，不过外务省仍继续使用至抗战结束。至于池步洲所破译的密码，则为较高级者。[69]1940年8月，日本外务省突然提前更换了一种复杂的密电码本，对中国的破译外务省系统密电造成很大的困难，破解能力由可以破解60％—70％降至40％—50％，此种情况持续一年之久。[70]不过1940年9月，美国陆军电讯情报部门在弗里德曼（William F. Friedman）的领导下，破解了日本的高阶外交密码（PURPLE，据近年的研究显示，英国、德国与苏联也能破译）。虽然如此，从日本外交密电中并不能得知日本的军事计划。[71]
日本空中武力的密码，由于在使用上不能过于复杂，以免花费时间太多失去时效，所以也较易破译。[72]日本的海军密码，虽然在珍珠港事变前即曾被英、澳、荷、美等国联手破解，但是后来经过改良，尤其是1940年12月以后所用的JN-25b，则直至1942年5月才被美国海军情报单位的Joseph Rochefort所破译。至于日本陆军的作战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译。
至于国民政府的电讯情报工作，在电讯侦译方面无法和先进国家相比，自是毋庸多言，即使在电讯保密方面，除了少数例外（如军统），一般机关和部队也普遍做得不好，经常为美、英两国所抱怨。[73]对于英、美电讯情报官员来说，在太平洋战场最麻烦的问题即为如何和中国合作。早在1942年1月，英国即表示不敢与中国人交换情报，因为怕泄密，泄密的管道不只是日本的间谍，而且也是由于日本人破解中国的密电。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首次向蒋介石抱怨此问题，蒋表示理解并要求英国自印度派遣一密码专家协助中国改善泄密问题。英、美也分别调拨新的设备和密码表（cipher tables）给中国，但是情况并未改善。[74]另一方面，英、美也未必真想协助提升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因为如此将使英、美破解中方密码变得较为困难。英、美在此种矛盾心理的影响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不让中国接触到重要资讯。[75]因此，直至二次大战结束，英、美始终无法推心置腹与中国进行电讯情报的交换；[76]中国方面也未能经由中美合作所或中英情报合作计划，取得任何英、美的电讯情报。更重要的是，同盟国在进行战略及政治上的全面规划时，常基于中国无法保密的理由，不让中国参与，例如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对中国至为重要，但是中国却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77]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电讯情报。中共的无线电通信和密码，在江西时期已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其保密技术已超越国民党，因此已非毛庆祥等人所能突破，后蒋介石曾悬赏，凡抄到一份中共电报有奖银元10元的规定，可见其需要中共情报的迫切情况。[78]日本的电讯情报单位，对于中共的密码，也曾努力破解，直至1941年2月28日才首度破解成功。[79]不过中共自1940年年底开始采用乱码（random digits），电码加密能力提升，根据日本陆军的观察，明显胜过国民政府。[80]因此，即使日本的“北支那方面军”宣称其对中共所发动的几次攻击，事前曾掌握资料，不过就整体而论，日本在华陆军仅能间续性地破解共军的密码。[81]至于日本军部则认为其主要目标为国民政府，而非中共，[82]因此对共军情报较不重视。日本军部情报圈内甚至有人认为，其研究中国问题的官员对共军了解的程度，尚比不上研究苏联红军的官员。[83]
至于军统对中共的电讯情报工作，以驻西安的电讯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为例，直至1946年，仍仅能研译陕甘宁边区往来的贸易密电，供胡宗南作封锁边区的参考，对共区的军政电报，则从未破译过。[84]
六 辞职返美
在雅德赉来华之前，国内主要的电讯情报机构为温毓庆所主持的交通部密电检译所、毛庆祥所主持的侍从室机要室研究组、魏大铭所主持的军统局密电组，以及中统局、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这些机构中以密电检译所的成绩最为突出，最得蒋介石的信任，预算也最为充裕，而为其他机构所羡慕。[85]至雅德赉加入密电组后，军统的表现令蒋刮目相看，密电检译所在电讯情报上独大的局面也开始产生了变化。戴笠乘势与温毓庆协商，并由戴联系负责情报汇整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由唐向蒋介石签报，将军统密电组、密电检译所与侍从室机要室研究组三个业务性质相近的机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集中力量。[86]
蒋介石鉴于各机构合并可以将人力、财力、设备集中使用，避免浪费，因此也表示赞成。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遂于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由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魏大铭二人为少将副主任。[87]不过三机构合并后，共有官佐士兵七八百人，新机构的规模甚至大过侍从室。各室、组的负责人均为少将级衔，业务范围包括研究日本、苏联等国的外交、军事密码，国内方面，则研究中共及川、康、滇、黔等地方军系与日伪组织的密码。共分为一室六组：一室即主任办公室，掌管人事、文书、印信及党务；第一组主管对日文的翻译，第二组主管日本外交密电，第三组主管密电统计，第四组主管各种中、外文密电的侦收，第五组主管总务、财经，第六组主管研究中文密码，包括中共及各地方军系的军事密电。[88]不过合并后三机构仅完成了表面上的整合，内部依然是壁垒分明，主任办公室和第六组由毛庆祥系掌握，第一、二、五组属温毓庆系，第三、四组属军统。第二组研究日本外交密码，但是第三组也同样在研究，因为侦收电报大权在军统，各自为政。[89]温毓庆虽为主任，但是技术骨干则大多为雅德赉所培训出来的军统人员。
1940年7月，一位访客出现在雅德赉住处，是一位在亚洲各国巡回的美国军事武官，雅德赉曾经和他见过一次面。他知道雅德赉是何许人，从事何种行业，但是并不多问。这位武官带来了华盛顿要雅德赉立即返国的讯息。由于战争一触即发，日本已要求封锁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等所有通往中国的路线，并随时可能入侵香港，英国人已开始急着疏散。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认为雅德赉是个用假名为中国情报单位做事的美国公民，如果被日本人抓到，将会被判死刑。如果从越南或缅甸走，一定走不成，只有先搭机至香港再转机，或有可能走得成。这位武官替雅德赉订好了机票并答应替他办理离职手续，雅德赉于是决定离华。[90]
雅德赉前往军统局求见戴笠，表示其女友已重返美国密电部门工作，无法来华；其个人的学识、经验与脑力，对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也已难再有进展，加上政局剧变，由港赴美飞机恐将停航，故坚决求去，并计划于7月13日飞港转机返美。戴笠则表示雅德赉对日本陆军密码虽尚未破解成功，但是能以科学方法训练学生，十分难得，因此再三挽留。但是雅德赉去意甚坚，并提出一纸书面证明，保证对其在华一切工作内容严守秘密；又口头表示返美后如加入美国政府秘电部门工作，愿意站在中美友好立场，促进两国密电研译方面的合作。戴笠于是签报蒋介石，以雅德赉的合约已满，对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一时实难以突破，至于一般日本通讯业务与杂事方面的电报，密电组人员均已能破译，故拟请准予同意雅德赉离职，获蒋同意。[91]
雅德赉接到辞职获准的通知之后，匆匆向蒋介石及戴笠辞行，又参加了军统局的饯行餐会，并且在餐会上干了不少杯酒。他对仆役一一厚予犒赏，一些吃剩的进口药物、骑马的衣鞋、打字机、热带气候穿的西服等，则分别送给几位平日替他工作的译员，最后他如愿地离开了中国。
7月18日雅德赉抵达马尼拉，7月22日抵达檀香山。他的行程，日本外交官员均有所掌握并予记录。在檀香山停留时，雅德赉曾拜访MI-8驻夏威夷的助理情报官毕克乃（George W. Bicknell），也有当地报纸的记者询问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形，雅德赉只回答说他已永远离开密码破译这一行，随行带有在华所做札记，计划将来撰写一部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92]
雅德赉返美国后，曾想找密码研译的本行工作，不过《美国密室》一书已使他被归类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各电讯情报单位对他都是退避三舍。雅德赉最后只接到一个美国陆军电讯情报组（Signal Intelligence Service）4 000美元的小型研究案，要他介绍日军的电讯情报工作。雅德赉于是撰写了一份长达224页名为《日本在华军事密码工作（1938—1940）》（“Japanese Military Codes and Ciphers in Occupied China: Period1938-1940”）的报告，其中详细说明日本所用的各种密码系统及破译之道。这份报告，雅德赉自称包括了当时所能掌握之日本军事密电中的资料，实则完全根据他个人在华经验所写成。此项研究案的委托单位为陆军电讯情报组的上级单位——陆军独立通讯兵团（the Signal Corps）。据说该团团长认为这份报告的价值极高（“invaluable”），但是电讯情报界的专家并不以为然。弗里德曼直截了当地说这份报告不值4 000美元，饶勒特则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并无新意，还“制约”（“conditioned”）了日后对于日本陆军密码的研译。[93]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雅德赉赴中国前已广泛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到达中国后仍然不免面对强烈的文化震撼。雅德赉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口过多、教育程度低，加上贫富不均，解决之道在于加强民众教育，实施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工业化之后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尚不致产生侵略他人的“黄祸”，但是仍有可能减少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则是雅德赉并未思考到的问题。他对中国人的印象为神经迟钝，可以忍受脏乱和噪音，对他人痛苦缺乏同情心，受传统和迷信束缚，不善操作机械，懒惰，不过他也认为中国人爱好和平、聪明，是可教之才。雅德赉对中国人的看法，大致上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似，只有懒惰一项特质与一般西方人印象不同，或许雅德赉的此种印象是来自平日与其仆役接触的经验。雅德赉虽然认为中国人是可教之材，不过教育4亿5千万人这件巨大的工程应由谁来做？应如何进行？雅德赉自己也不清楚。显示他与19世纪以来的西洋传教士不同，[94]既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不清楚，也缺乏让中国“文明开化”的使命感（civilizing mission）和牺牲奉献的热情。
二、雅德赉天资聪颖，个性幽默，生活放荡不羁，只身在华，更是有如脱缰野马，私生活颇不检点，又不服军统规劝，双方关系并不和睦。但是雅德赉在华期间毕竟破译了日本的航空密码，让西南地区数百万的民众，得以在日机空袭时获得预警避免恐慌，从容应对，减少伤亡；中国空军还曾利用此项电讯情报，主动出击，重创日军。此外，雅德赉训练了150位学员，为军统培育了一支侦译的力量，奠定了日后向各方面扩展的基础。戴笠原认为雅德赉能力有限，又不守纪律，为军统带来不少困扰。他在痛定思痛之余，决定不再聘请雇佣性质的外籍顾问，转而积极向外寻求友邦政府的情报合作。不过历史的后见之明显示，同盟国或对中国电讯保密的能力缺乏信心，或基于本身利益考量，多不愿与中国分享真正重要的电讯情报和侦译技术，因此中国想要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提升自己的密码破解能力，实非易事，事后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不论是中美合作所（SACO[95]）或是中英情报合作，中国在电讯情报上所获得的实际效益，尚无法和雅德赉的成绩相比。在中美合作所方面，根据中美双方协定，美方的侦译技术和成果应与中国分享，但是相关的条文却被美国陆军，尤其是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保密为由坚决抵制，因此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在电讯情报上从未自美国获得任何实质的效益。至于中英情报合作，英军于加尔各答建有侦测站，与中国在当地的工作团队拦截相同的日本密电，英国利用中国所提供的破译情报，与其自己所获日本密电比对，得以找出中方破解日本密电所用的密钥（keys），中方知道后觉得被英方利用，更加深了原有对英国的不良印象。[96]事后看来，仰赖政府之间的合作以提升自身的密码破译能力既不可行，聘用私人性质的顾问似乎仍是较为务实的做法。其次，军统所聘用的雅德赉是否为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佳人选？美国著名的情报史家康大维（David Kahn）认为萧勃在联系雅德赉之前，未能广泛征询行内专家的意见，以致未能聘到最佳人选。[97]笔者以为，军统在决定聘用雅德赉之前，未曾征询圈内真正专家的意见，仅看到雅德赉在美国社会大众之间的知名度及其书中所显示的反日立场，即轻率做出聘用的决策，确有考虑不周之处。不过当时本领比雅德赉高强的专家当然有，但是这些人多半服务于政府机构，以当时美国政府对于密码破译工作保密的程度，[98]即使这些人愿意放弃美国国籍至中国服务，美国政府也绝不可能同意放人，康大维的说法似乎太过于理想化。最后，历史的后见之明也告诉我们，战时日本的反情报能力甚强，被中国破解的密码，均为较易破解的外交密码和航空密码，至于最难破解的陆军密码，则直至1944年1月才被同盟国联手破解。雅德赉在华期间未能破解的陆军密码，后来的中美合作所与中英情报合作计划也都无法破解，因此似乎只能说军统对雅德赉的期望过高，而不能说军统用人不当。至于雅德赉行为不检的问题，由于雅德赉系以顾问名义聘用，合约中对其在华行为或未曾有所规范，因此军统对其不当行为，也只能进行道德劝说。更有进者，如果放宽视野，由日后美军在华以及在其他海外地区的表现看来，我们对于雅德赉的不当行为，似乎尚可用较包容的角度看待。
三、雅德赉不论在美国或是中国，均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在美国，雅德赉由于出版畅销书《美国密室》泄漏工作机密，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痛人物，因此自离华返美后即不再为美国政府所用，但是他1958年病逝后，仍获葬于阿灵顿（Arlington）的国家公墓，与几位四星上将的墓地并列。[99]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总署（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设立名人堂（Hall of Honor），雅德赉也是首批入选的8位名人之一，[100]显示其贡献仍获肯定。在中国，雅德赉在军统服务期间，密电组曾编有《豁庐一年》一书，记录雅德赉及其研究统计人员的工作。[101]20世纪50年代，雅德赉与中美合作所被视为美帝特务在华工具，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共官方致力改善对外关系，开始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英各国情报合作的史实，重新加以评价。中美合作所的遗址被重新整理为具有正面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2]近年几部以战时间谍战为主题的大型电视剧（包括《重庆谍影》）中，雅德赉被赋予正面形象出现；他的在华回忆录也出现了至少有两种的中译本，显示雅德赉在大陆的名誉已被平反。至于在台湾，有关战时中苏情报合作[103]及雅德赉在华活动史实则一直是隐而未彰，不论是国防部情报局1962年编印的《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104]或是1979年编印的《戴雨农先生传》，[105]均未见只字记载，前者的遗漏显然是受到冷战时期反共抗俄国策的影响，后者被遗漏的原因则或许是由于雅德赉未能完成破译日本陆军密码的目标，又不服从纪律。不过雅德赉的在华言行是否逾矩，对中国的贡献是大或小，纵使一时尚无法论定，他的在华故事具有高度启发性，有如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自己，则可断言。
[1] J. Rives Childs, Foreign Service Farewell: My Years in the Near Eas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9, pp.179-180.
[2] David 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Herbert O. Yardley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Codebreak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7.
[3]Herbert O.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3,p.3.（以下书名省略。）
[4]Kahn, The Reader of Geutlemeu’s Mail, pp.187-198.
[5]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2008，第337页；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20世纪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报组织の生成と展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32-38.; Idem, The Dragon’ s War: Allied Operations and the Fate of China, 1937-1947,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6, pp.147-148; Idem, “Chinese Codebreakers,1927-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4:1 (1999), pp. 205-206; 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277-282.
[6]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 s Mail, p. 98.
[7]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p.159-172.
[8]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87.
[9]《戴笠呈蒋中正》，1940年7月11日，《特种情报——军统（二）》，《蒋中正总统文物》（以下简称《蒋档》），“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102-00035-005；“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志》，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0，第45页。
[10]张成信：《军统特务电讯机构内幕》，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军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235页；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重庆文史资料》1991年第35辑，第235页。
[11]李世荣：《军统特技室的密码战》，文闻编《我所知道的军统》，第228页。
[12]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第235页。
[13]乔家才：《铁血精忠传──戴笠史事汇编》，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8，第208页；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3.
[14] 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第242页。
[15]Yardley, pp.48-50；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第234页。
[16]陈纳德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顾问，月薪1000美元，附加津贴、汽车、司机及译员，期限为3个月。参阅刘妮玲：《陈纳德与飞虎队》，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台北：黎明文化，1986，第707页。雅德赉在华期间年薪10 000美元（期限为半年），根据一项估计，约为一般国军将领3倍。参阅李世荣《军统特技室的密码战》，第228页。
[17]重庆市区七星岗神仙洞街94号，即今日重庆枇杷山公园内。
[18]叶钟骅：《密码电报研究机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824页。
[19]Yardley, p.8.
[20]Yardley, p.31.
[21]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密电检译所》，《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811页。
[22]Yardley, p.66.
[23]Yardley, p.101; 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1.
[24]曾虚白：《曾虚白自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第230—237页。
[25]Yardley, p.173; Paul French,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China’ s Foreign Journalists from Opium Wars to M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228-229.
[26]Theodore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p.75.
[27]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p.76.
[28]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6.
[29]David Kahn, The Codebreakers: The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Secret Communicat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Internet, N.Y.: Scribner,revised edition, 1996, p.369.
[30]李世荣：《军统特技室的密码战》，第228页。
[31]Yardley, p.21.
[32]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7.
[33]Yardley, pp.45＆87.
[34]Paul French, Carl Crow, A Tough Old China Hand: The Lif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an American in Shangha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35]Yardley, p.22.
[36]亚洲人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被视为黄种人，其实是非常晚近的现象，应是始于18—19世纪流行之科学的种族分类论述，由于东亚主要为蒙古种，乃开始被视为黄种人，即便是不属于蒙古族的印度人，也被归类为黄种人。参阅Michael Keevak, 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至于印度人的肤色，在近代中国人的想象中则十分分歧。参阅Frank Diko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assim.
[37]Yardley, pp.56-57.
[38]Yardley, p.29.
[39]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1.
[40]Yardley, p.76.
[41]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00, pp.45-55.
[42]Harold R.Isaacs, Images of Asia: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58, p.xix.
[43]Yardley, p.140.
[44]Yardley, pp.9-10.
[45]Yardley, p.10.
[46]Yardley, p.140.
[47]Yardley, pp.66-67.
[48]Yardley, p.45.
[49]Yardley, p.45.
[50]Yardley, p.38.
[51]《戴笠呈蒋中正》，1940年7月11日，《特种情报——军统（二）》，典藏号002080102-00035-005。
[52]Yardley, p.64.
[53]Yardley, p.66.
[54]魏大铭：《侦空情报对防空与空战之贡献》，《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1981年9月，第111页。
[55]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第805页；良雄：《戴笠传》，台北：敦煌书局，1979，第322页。
[56]魏大铭：《侦空情报对防空与空战之贡献》，第112页。
[57]“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年谱》，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66，第106页；王惠民：《第八工作队在香港》，《传记文学》第39卷第5期，1981年11月，第93页。
[58]魏大铭：《侦空情报对防空与空战之贡献》，第111页；魏大铭：《魏大铭自传序》，《传记文学》第71卷第2期，1997年8月，第87页。
[59]Yu, “Chinese Codebreakers,” p.206.
[60]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239.
[61]Ken Ko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2008, pp.22＆123. （以下省略书名。）
[62]John Ferris, “Signal Intelligence in War and Power Politics,1914-2010,” in Loch K. Johnso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0.
[63]Kotani, p.25.
[64]Hisashi Takahashi, “A Case Study: Japanese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1931-1945,” in Walter T. Hitchcock ed., The Intelligence Revolu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210（以下省略书名、篇名。）有关战前日军在华电讯情报能力的评估，还可参阅许金生《七七事变前日军在华无线电军事谍报活动》，《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第38—42页。
[65]Hisashi, p.210.
[66]Hisashi, pp.208-209.
[67]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20世纪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报组织の生成と展开》，第8页。
[68]Kotani, pp.10＆69.
[69]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20世纪前半中国国民党における情报组织の生成と展开》，第10—11页。
[70]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第812页。
[71]Ronald William Clark, The Man Who Broke Purple: The Life of Colonel William F. Friedman, Who Deciphered the Japanese Code in WorldWar II, New York: Little Brown ＆ Co., 1977.
[72]叶钟骅：《密码电报研究机构内幕》，第831页。
[73]魏大铭：《侦空情报对於中英中美军事合作之贡献》，《传记文学》第39卷第4期，1981年10月。根据侍从室对军统局的一份考核报告，认为该局译电人员编印密本，均能随时变化，合于保密的要求，不过加码表未能每日变换，尚需要改进。参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考核报告书》，《特种情报——军统（一）》，《蒋档》，典藏号002080102-00034-009。
[74]Richard J.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itain, 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48-250.
[75]Kotani, p.21.
[76]Aldrich, p.250.
[77]Yu, The Dragon’s War, p.153.
[78]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中）》，《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1981年3月，第48页。
[79]Kotani, p.21.
[80]《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工作历史简编：抗日战争时期（综合册）》，1995，第 9—11页；Nobu Iwatani, “Japanese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surgency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North China in the 1940s,” in Thijs Brocades Zaalberg, Jan Hoffenaar, Alan Lemmers, eds.,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rregular Warfa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Military History, 2011, p.83.
[81]Kotani, p.21.
[82]Kotani, p.45.
[83]Kotani, p.51.
[84]张成信：《在军统西安电讯工作队、中央和西安电检科的经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下）》，第497页。
[85]乔家才：《铁血精忠传——戴笠史事汇编》，第208页；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第815页。
[86]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下）》，《传记文学》第38卷第4期，1981年4月，第97页；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第237页。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系温毓庆、毛庆祥、戴笠三方联名呈报蒋介石批准设立。参阅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第815页。
[87]霍实子、丁绪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电检译所》，第815—816页；叶钟骅：《密码电报研究机构内幕》，第828页。
[88]张成信：《军统特务电讯机构内幕》，第213—214页；叶钟骅：《密码电报研究机构内幕》，第829页。
[89]张成信：《重庆“豁庐”内幕》，第238页。
[90]Yardley, p.217.
[91]《戴笠呈蒋中正》，1940年7月11日，《特种情报——军统（二）》，典藏号002080102-00035-005。
[92]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98.
[93]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201.
[94]关于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东方主义论述（missionary Orientalism），可参阅张瑞德：《想象中国：伦敦所见古董明信片图像分析》，张启雄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第820—822页。
[95]Yu Shen, “SACO: An Ambivalent Experience of Sino-American Cooper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95; Idem, “SACO Reexamined: Sino-American Intelligence Cooper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6:4 (December 2001), pp.148-174.
[96]魏大铭：《侦空情报对于中英中美军事合作之贡献》，第106—107页；Yu, The Dragon’s War, pp152-153.
[97]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187.
[98]例如美国陆军电讯情报部门侦译日本军事密码的工作，即只有美国总统及极少数最亲近的官员知道。参阅Yu, OSS in China, p.48.
[99]Kahn, The Reader of Gentlemen’s Mail, p.237.
[100]National Security Ageney official site,网址：www.nsagov.com。
[101]《豁庐一年》因属机密性质，在当时并未出版。参阅张成信：《军统“豁庐”内幕》，第242页。
[102] 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历史记忆，详见Yu Shen, “SACO in History and Histories: Politics and Memory,”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5 (Spring 1996).
[103]关于战时中苏情报合作的史实，详见马振犊：《抗战初期中苏情报合作内幕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3—128页。
[104]国防部情报局编《国防部情报局史要汇编》，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62。
[105]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传》，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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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
M
马元海
马元祥
马呈祥
马步青
马步芳
马步康
马步勋
马步銮
马振武
马 彪
马得胜
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马 驯
马 德
马 璋
马鸿逵
马 騄
马继援
毛景彪
P
潘文华
Q
邱清泉
区寿年
R
容景芳
S
上官云相
沈久成
沈光汉
沈从文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
宋子文
宋希濂
宋相成
宋哲元
宋瑞珂
孙 文
孙立人
孙桐萱
孙连仲
孙 渡
孙 蔚
T
谭呈祥
谭启秀
汤恩伯
唐式遵
唐云山
陶孟和
陶峙岳
W
万耀煌
王之宇
王金钰
王陵基
王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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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夏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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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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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
徐庭瑶
徐培根
徐 笙
徐源泉
许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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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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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希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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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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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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